黄礼孩:鲁迅给广州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疑问

诗剧《被点燃的春天——1927》剧照。

日前，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文学展演诗剧《被点燃的春天——1927》上演。剧名中的“春天”，既是1927年广州真实的季节，也是鲁迅生命中一段复杂而炽热的精神时光。作品以鲁迅抵穗后的经历为线索，将他在广州的工作、生活、爱情与革命浓缩于舞台，在历史的风云与个人的日常之间来回切换:一边是文学、革命、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一边是一个普通人会经历的爱、欢喜、困惑与失落。

1927年1月，鲁迅抵达广州，前后停留不到九个月。这里既有他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参与时代洪流的身影，也有他与许广平相伴相爱的生活切面；既有黄埔军校演讲时的思想锋芒，也有“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现实骤然转向时的失望、恐惧与沉痛。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鲁迅是课本中那个“横眉冷对”的战斗者，是以笔为刀、以文字刺向黑暗的思想者。但诗人、《被点燃的春天——1927》编剧黄礼孩更想把镜头推近一些:让鲁迅走下神坛，走进广州的街巷，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

剧中的鲁迅会努力听懂广州街头的方言，会和许广平去逛公园，会在爱情中流露出温情与热烈；而许广平也不再只是“鲁迅的伴侣”，她是有自己的思想、行动和生命力的“五四”新女性。一句“广州，是有广平的广州”，道出了剧中最柔软的一面。

随着“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舞台上的空气骤然改变。黄礼孩把广州称作鲁迅的“转折之城”。在他看来，鲁迅抵达广州之前追问的是“文学能唤醒民众吗”，而经历广州之后，他开始面对另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文学在暴力面前究竟能够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此后持续贯穿中国现代文学。而广州之于鲁迅，也不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地理坐标:这座“革命之城”，因为鲁迅的到来，多了一层关于文学、城市与人的精神记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广州?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新讲述1927年的鲁迅?带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黄礼孩。

访谈

南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让你一次次回到1927年的广州?广州这不到九个月的经历，如何改变了鲁迅此后的精神轨迹?

黄礼孩:这部诗剧最初源于一首长诗。2023年7月，广州市黄埔区文旅局为2024年即将到来的黄埔军校100年纪念，委托我请多位全国著名诗人作家来采风。我发现鲁迅先生1927年4月8日在该校的演讲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受这篇演讲激发写了一首长诗，并在2024年第三届黄埔诗歌音乐会上进行了15分钟的演绎。那个时间段，我其实在写诗剧《成连与伯牙》，突然产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把长诗发展为诗剧《水流云在:鲁迅与黄埔军校》，并在2024年第11期的《广州文艺》头条发表。2025年5月6日在黄埔图书馆举行的第五届黄埔诗歌音乐会上，广州智仁实验剧场把诗剧改编为50分钟的舞剧演出。后来，因为花城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诗剧剧本集，我又重新写了此剧，并改名为《被点燃的春天——1927》。正好广东省作家协会在2026年9月的第一周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这部诗剧被广东作协及花城文学院选中，于是有了这次展演。

从一首长诗发展为诗剧，到后来重新推翻之前的重构，变成一个全新的剧本，这里也有电影导演卢恒成与戏剧导演陈晶晶的参与。之前的剧本写鲁迅抵达广州至黄埔军校演讲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落点在于鲁迅与许广平爱情及20世纪20年代广州风情，以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鲁迅的营救与请辞。鲁迅在广州过了一段寻常人的生活，与许广平上茶楼、去影院、入相馆、逛公园、会友人；再之后的学生被杀，理想破灭，他的内心陷入黑暗。一个人的命运此时被看见。文学与革命、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这几个关系是那个时代鲁迅所思考的。广州的遭遇令他对现实有更深的观看。鲁迅先生在广州有过两场重要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中就看出其前后的思想转变。可以说，对广州革命的失望，是鲁迅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背景。

南都:我们熟知冷峻战斗的鲁迅，本剧呈现了更多他在广州的私人情感、现实挣扎。在文本创作上，如何平衡大众熟悉的鲁迅形象与1927年广州这段更复杂、柔软的人生切面?

黄礼孩:观众对鲁迅确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严肃、冷峻、犀利，他是一个拿着笔当刀枪的斗士形象。而课本里鲁迅留着八字胡，眉头紧锁，手指夹着烟卷的“民族魂”，也是一个固化的标签。这一印象的形成，来自教科书以及由此展开的单向度塑造。自从1937年明确把鲁迅定位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以来，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被放大，这一来，他温情、风趣、可爱的一面被遮蔽了。许广平、萧军写过鲁迅是一个幽默、爱讲笑话的人，萧红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提到先生有着爱笑的“别样的温情”，这样的底色说明他一直是温暖的存在。鲁迅文章不是鲁迅生活的全貌，不曾见识鲁迅日常生活的人往往以偏概全了。广州时候的鲁迅，他是一个在街上努力听懂骂人话，尝着杨桃，在许广平的爱意中自得其乐的“外江佬”。1927年1月，当鲁迅抵达广州，媒体争相报道，他像一个“宠儿”，各方势力都在拉拢他，各种戏码上演。但在没有人打扰的日子，他的生活是别有滋味的。与之前的厦门相比，他喜欢广州的市井烟火。

其实，不仅仅鲁迅被贴上标签，许广平也被贴上“鲁迅伴侣”的标签。许广平是一个从旧式大家族里挣脱出来、带着五四启蒙思想、敢爱敢闯、还能实际做事的新女性。她不是站在鲁迅身后的影子，她的文笔精彩，有自己的认知，当时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她独当一面，展现出了思与行的一致性。在广州，她是鲁迅的助教及翻译，这样一个有自主认知的年轻女性，她生命力是旺盛的，是燃烧的。在鲁迅到广州之前的1921年，广州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建制的城市，那时一些新潮的事物已经在广州兴起。剧中，我想呈现那个时代的广州风情，它也有松弛的一面，它是由当时的人所塑造的。我曾经看过一张上世纪20年代广州街头女摄影师用相机拍摄的旧照片，时尚，充盈魅力，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天演出结束后，有好几个观众与我说，很喜欢剧中木棉那段戏，浪漫的、唯美的、温暖的，很广州。我想，鲁迅也肯定有温情似水的一面。许广平固然钦佩鲁迅的思想才华，但没有生命里的吸引力，我想许广平也未必会爱上他。我们希望呈现一个人性化、有力道，又有张力的鲁迅，有光的鲁迅。

南都:相较你以往的诗剧，这部似乎融入了更多戏剧性的表达。对你而言，“诗”与“戏”是语言上的叠加，还是两种不同的观看和思考方式?

黄礼孩:诗歌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戏剧的建筑方式。诗歌对于戏剧来说，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但《被点燃的春天——1927》冲突相对多一些，为了推动剧情发展，就势必进行对话，这样才起伏跌宕，所以就把传统诗剧里大段的抒情减少。不过，诗剧中的日常对话与抒情语言，也会因为导演手法或者演员不一样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在排练的过程中，导演与演员做了一个试验，把第三场鲁迅与广州文人的冲突换成女版来排练，几个女演员扮演鲁迅、赵振先、许寿棠、孙伏园、李之白等人，她们的语速极其快，争吵激烈，即便是大段的抒情诗，也构成叙述的矛盾冲突。戏剧的奇妙就在于不同的导演与演员，面对同一文本，创作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我觉得剧中不一定要把鲁迅塑造为诗人，但他的每一个念白里，都有诗的密度。这个时候，诗歌的、戏剧的进行双重的叠加，诗性就在剧情中流淌起来。

南都:剧中表达了很多鲁迅的文艺观，比如他对传统艺术和木刻艺术、文学家和革命的关系的看法。除了他的愤怒、先锋性和反抗性，你希望今天的观众从鲁迅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姿态?

黄礼孩:鲁迅首先是有态度的思想者。他的文艺观是关乎人的，活人的情感，如果作品丢了人味，它就是僵化的文章。关于你说的先锋性、反抗性，不能停留在概念上，首先诗剧本身必须就是一次觉醒的事件。平时我们看戏，追求共情、流泪，在剧情里哭，但走出剧场却没有任何改变。诗剧写鲁迅，自然带着鲁迅的文艺观念。鲁迅是一个眼光有穿透力的人，他看透了当时文坛的“风花雪月”和“帮闲文学”，他与“瞒与骗”的文艺彻底决裂。鲁迅的艺术观是一种精神启蒙。今天我们讲的先锋，是叙述到达极限的地方，语言的空间作为。诗剧展演就是扩大人的感知，走向语言能抵达的深处。戏剧必须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因为一切既定的形式，最终都会变成新的牢笼。

南都:“广州有没有鲁迅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否进一步阐释这句话，为何“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黄礼孩:广州是鲁迅的“转折之城”。广州是“北方鲁迅”与“后期鲁迅”的分界线。在广州的遭遇影响了他到上海之后的思想倾向。鲁迅到广州之前问的是:“文学能唤醒民众吗?”他到广州之后问的是:“文学在暴力面前，到底能做什么?”从这点上说，广州为什么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给广州带来文学的永恒之光，而是鲁迅给广州带来了疑问。光荣令人自满，疑问让人清醒。尽管鲁迅在广州只待不到九个月，但深刻影响着广州之后的岁月。广州如果没有拥有鲁迅，它是一座革命之城、贸易之城、南方门户。但因为鲁迅，广州多了一层意义: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过，看见真相，说了一些人不爱听的话，写下文章，然后离开。这让我们想到卡夫卡，布拉格要是没有卡夫卡，它只是一座美丽的中欧古城，有城堡、有查理大桥。有了卡夫卡，布拉格就变成了迷宫。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最深刻的不是作家从城市得到了什么，而是作家如何反过来永久改变了城市的自我理解。今天，把广州从“革命之城”的宏大叙事中拉出来，放进“文学与城市”的永恒对话中。诗剧要做的，不是歌颂鲁迅在广州，而是呈现那个时刻断裂发生的现场。今天，我们纪念广州的鲁迅，是因为鲁迅塑造着城市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格，他的精神为城市注入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鲁迅在广州，证明广州允许一个人独立的存在。某个意义上来说，鲁迅让广州拥有了超越时间的文化标识，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和精神故乡。不管怎样，他与许广平的爱一直留在广州。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