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7月，四川阿坝。邓华乘车深入牧区视察，车上除了警卫员携带武器，他本人也带着两支手枪。一支别在身边，另一支交给秘书谢功贵保管。对一个已经转业地方的开国上将来说，这个细节难免让人疑惑：离开部队后，为什么还能带着军用手枪？
答案并不神秘。谢功贵后来回忆，邓华离开沈阳军区时，带走的手枪、望远镜等物品，都列入了清单，交给军区办理了手续。时任军区领导看过清单，没有提出异议。因此，这两支枪并非私自携带，更不是转业后临时领取，而是有来历、有登记的个人留存物品。
其中一支手枪的来历颇有纪念意味。邓华曾说，那是也门王室成员赠送给他的礼物，枪柄为不锈钢材质，长期被他视作珍贵物件。另一支则来自苏联国防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级将领曾受邀赴苏联参观有关军事项目，临别时，苏方赠送手枪作为纪念，并在枪上刻下受赠者姓名。
这批礼物还发生过一个插曲。送给陈赓的手枪上，刻的却是“陈诚”二字。陈赓没有接受，苏方随后重新更改。邓华留下的那支，则一直由他保存。枪在当时不仅是武器，也带有外交往来和军人经历的印记。
不过，邓华把枪带到四川，主要并不是为了防身，更不是摆出将军架子。阿坝、甘孜一带地域辽阔，交通条件有限，工作组常常要进入偏远地区。视察途中，他偶尔带枪打猎，更多时候则是考虑到复杂环境下的安全需要。那次在山林里转了很久，连山羊、野兔也没见到，最后只听见几声枪响。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邓华转业后的工作状态。1960年，中央决定调他到四川任副省长。临行前，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他，到四川不要灰心，要多到基层走走，向群众学习，争取改正错误。邓华表示，自己不会消极，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到成都后，他被安排分管农业机械。这个任务与他过去熟悉的军事指挥并不相同。邓华长期在部队工作，懂作战、懂训练，却不熟悉农机制造和地方经济。面对陌生领域，他没有把职务当成“养病”的位置，而是从书本和车间重新学起。
省委工作人员找到谢功贵时，他还在农业部门工作，做的是人事党务，并没有担任秘书的经历。邓华却认为，这个人熟悉四川情况，又接触过农业工作，正好能协助自己。谢功贵推辞时，邓华对他说：“你在四川工作比我时间长，条件比我熟，慢慢学就行。”
两人很快开始下基层。邓华带着谢功贵跑川中、川南多个市县，一次出差就接近一个月。他到农机厂，很少一上来便听厂长汇报，而是先钻进车间，找工人和技术人员交谈，随后再核对干部提供的情况。
有一次，他在自贡一座农机厂内突然停步，指着一处空地问，原来的铣床去哪儿了？厂长说那里从来没有设备。邓华没有争辩，只是继续追问。最后厂长承认，铣床已经被换成汽车，用来解决运输问题。谢功贵后来听厂长感慨：“本以为是小事，没想到将军记得这么清楚。”
邓华的较真，也体现在生活细节上。阿坝地方干部曾把一对鹿角放进汽车后备厢，准备送给他补身子，并特意叮嘱谢功贵暂时别说。谢功贵了解邓华的脾气，还是把事情告诉了他。邓华当即表示：“东西不退回去，我就不上车。”鹿角最终被退还。
在红原、若尔盖视察时，他看到牧民挤奶、制酸奶仍靠手工，便询问能否改用机械设备，提高效率。看到当地人端上的奶茶和人参果，他又谈起红军长征经过草地时的艰苦生活。这些话不是闲聊，而是把眼前的生产问题，同当地实际条件联系起来。
1961年的阿坝之行，邓华既带着旧日军人的警觉，也在学习一个地方干部应当掌握的本领。他要求看现场、听实话、查细节，慢慢从军事干部转向农业机械工作的内行。四川省委领导后来评价，他跑的地方多，掌握的情况实，因而在工作上有了发言权。
1977年8月，邓华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重新回到军队系统。谢功贵因中年转行，对新的工作不太熟悉，多次请求返回四川，邓华最终同意。1978年3月，谢功贵回到四川。1980年7月3日，邓华病逝。那之前，谢功贵曾到医院探望，邓华一直拉着这位老秘书的手，没有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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