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湘江东岸，红三军团第四师正在阻击追兵。师长张宗逊负责指挥作战，政委黄克诚则不断观察战场变化。名义上，两人同为师级主官，后来却分别被授予上将和大将，这个差别，正是许多人读这段历史时最容易疑惑的地方。
红四师当时承担的任务极重。中央红军渡过湘江，需要有人挡住敌军，争取时间。阵地上的枪声一刻不停，部队伤亡逐渐增加，敌军却还在向前压。按照通常命令，部队应当继续坚守，可黄克诚判断，再硬顶下去，整个师都有被切断的危险。
他没有等新的电报。
黄克诚向张宗逊提出，必须调整部署，让一部分部队先撤出险境，由后续力量掩护转移。张宗逊起初并不赞成，毕竟阻击任务没有完成，擅自后撤很可能被视为动摇军心。黄克诚态度很坚决：“阵地可以再夺，部队不能打光。”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长征途中，红军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能够继续作战的骨干。一个师如果被消耗殆尽，眼前守住几小时，换来的可能是此后数月都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战场压力下，张宗逊接受了这一判断。红四师随后边打边退，避免陷入敌军合围。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渡江之后，部队编制和兵力都受到严重削弱。黄克诚这次坚持撤出，并非为了保存个人实力，而是为了让这支部队还能继续走下去。
类似的情况，很快又出现了。
部队进入广西山区后，红四师在两渡桥一带遭遇敌军。地形狭窄，周围山岭交错，敌人凭借熟悉地形不断压缩红军活动空间。若全师集中在原地硬拼，极有可能被堵在山沟里。
有意思的是，黄克诚采取了一个看似冒险的办法：把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留在原地制造声势，继续牵制敌人；另一部则利用夜色和山路，悄悄向侧翼转移。这样的决定，既没有等待上级细则，也没有按照常规阵地战方式处理。
留下来的部队要承受更大压力，转移部队也必须保持安静。一旦敌人发现异常，整个计划就可能前功尽弃。结果，敌军被山头上的动静吸引，红四师主力获得了突围机会，避免了被一口吞掉的危险。
这两次决定，后来常被概括为黄克诚“独断专行”。但“独断”并不等于鲁莽。真正的问题在于，前线指挥员能否在通信中断、命令滞后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黄克诚敢于承担责任，关键处不把希望寄托在一纸命令上，这种性格也贯穿了他一生的军旅经历。
张宗逊后来成为第一野战军的重要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解放战争中，又长期在西北战场任职。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张宗逊的战功和资历，足以说明这个军衔并不低。
黄克诚的经历则更为复杂。他不仅带兵打过硬仗，还长期负责地方武装、军政建设和后勤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敏锐判断东北的重要性，主张尽快向东北发展力量。中央作出部署后，他率部进入东北，参与建立根据地和扩大武装力量。
东北战场不只是拼刺刀。部队刚到陌生地区，交通、粮食、兵员和地方政权都要重新组织。黄克诚重视后勤，也重视制度建设。战士们私下称他“黄老”，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摆架子，恰恰相反，他说话直，办事硬，遇到问题常常当面指出。
这种性格让他少不了争论。
他与彭德怀共事多年，彼此都以敢讲真话著称。黄克诚有时会直接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让上级下不来台。可在军队建设和作战原则问题上，他很少为了保全关系而含糊其辞。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核心也在于“敢负责”，而不是一味顺从。
1952年，黄克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后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能从前线指挥转入全军后勤和参谋工作，说明他的能力早已超出一个师长的范围。
授衔时，评定的并不是某一场战斗的输赢，而是综合考察革命资历、领导岗位、军事贡献和全军建设作用。黄克诚在红军时期就是重要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承担过方面工作，建国后还负责全军后勤与军事机构建设，因此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大将第三，不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红四师政委，而是因为长期贡献形成了完整的资历与战绩。
张宗逊是红四师师长，后来授上将；黄克诚是红四师政委，后来授大将。两人的军衔差异，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委高于师长，更不能只拿一个红军师的职务作判断。真正决定授衔位置的，是他们在不同阶段承担的责任，以及在关键历史关头留下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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