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15日，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红堡升起印度国旗。英国结束了对印度的统治，可新国家并没有彻底推翻殖民时代留下的制度，英语、议会、法律、铁路和文官体系，反而被完整保留下来。这个细节，正是理解印度复杂态度的一把钥匙。
不过，“印度人一点也不恨英国”本身就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印度民族主义者曾长期反抗英国，甘地、尼赫鲁、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人，都把摆脱殖民统治视为政治目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伴随着土地兼并、财富外流、种族等级和饥荒灾难。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印度社会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对英国遗产抱有肯定，甚至出现感激情绪。这种态度并非来自单一原因，而是殖民统治带来的利益与伤害交织在了一起。
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地方势力，逐步夺取孟加拉等地的控制权。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往往被视为英国扩大印度统治的关键节点。到了1858年，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印度正式进入英王统治时期。
在英国到来之前，印度次大陆并不是一个由中央政权长期统一的现代国家。莫卧儿帝国曾经强盛，但其统治范围和实际控制力时有变化；马拉塔人、锡克人以及南方诸邦，也都拥有各自的政治中心。
英国人用战争、条约和行政兼并，把许多地区纳入同一套殖民体系。英属印度包括今天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也涉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前身，以及一些后来争议不断的边境区域。对不少印度人而言，英国确实第一次用行政和交通网络，制造出一个覆盖广阔地域的政治框架。
但这并不是英国出于善意完成的统一。殖民者需要税收、兵源和原料，更需要一个便于管理的市场。统一的行政区划，服务的首先是帝国利益，而不是印度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1947年分治时，英国仓促划定印度与巴基斯坦边界，旁遮普、孟加拉被切开，克什米尔问题也由此埋下长期冲突。
铁路是另一笔复杂账。1853年，印度第一条铁路在孟买附近通车。到1947年前后，印度铁路总里程已接近4万公里。铁路连接了港口、矿区、棉花产地和军队驻地，也客观上促进了人员流动和区域贸易。
可铁路修建的初衷，主要是把棉花、煤炭、粮食等资源运往港口，再装船送往英国。印度人承担了不少建设和运营成本，英国公司却获得了稳定收益。它后来成为印度工业和交通的基础，并不能抹去当初的掠夺性质。
教育和语言的影响同样深刻。英国建立英语教育体系，培养律师、教师、书记员和殖民官僚。英语让来自不同地区的印度精英拥有了共同的政治交流工具，国大党早期的许多领导人，也正是在这套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
有人曾对英国官员说：“你们教会了我们用你们的语言讨论自由。”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一种历史矛盾：殖民者传播了议会、法律和民族国家概念，受教育的印度人又利用这些思想，反过来要求英国退出印度。
英国留下的司法制度、文官体系和军队组织，也成为独立后印度政府继续使用的框架。对于受过英语教育的城市中产阶层来说，这些制度意味着秩序、职业机会和进入国际社会的通道，因此他们对英国文化的态度往往比普通农民复杂得多。
乡村社会的记忆却没有这么温和。英国通过土地税、商品贸易和粮食政策持续抽取财富，1876年至1878年的大饥荒、1899年至1900年的饥荒，以及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都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具体数字虽有争议，但殖民政策加剧灾难，已是许多历史研究反复讨论的问题。
所以，印度社会中既有对英国的痛恨，也有对殖民遗产的利用和认可。有人记得铁路与法律，有人记得饥荒与屠杀；有人肯定英语教育，有人认为那只是培养服从帝国的工具。把这种多重记忆简单概括成“印度感激英国”，显然遮住了殖民历史最重要的另一面。
1947年分治之后，印度接收了英国留下的行政机构、铁路、军队和法律体系，却也同时承受了人口迁徙、宗教冲突与边界撕裂。英国撤离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较大的政治版图，还有一套服务过殖民统治、后来被独立国家重新改造的制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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