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3月，陕北南泥湾一线，罗元发站在简陋的指挥所里，面对前来视察的彭德怀，给出了“守五天”的答复。彭德怀没有点头，只说：“不行，要守七天。”这场谈话，后来成了延安保卫战中一个极有分量的细节。
当时，胡宗南率部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兵力占据明显优势，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却装备简陋，弹药紧张。罗元发指挥的教导旅，承担了南泥湾、金盘湾方向的阻击任务，实际上还要协同其他部队，拖住敌军推进速度。
罗元发把困难摆到桌面上：“一支步枪只有十发子弹，机枪子弹也不够三百发。”彭德怀听后神情严肃，回了一句：“不要问我要，去向蒋介石要！”话听着硬，背后却是现实：陕北军民能依靠的物资太少，阵地上的每一发子弹都必须用在关键处。
战斗开始后，教导旅没有把阵地看成一条不能移动的死线，而是依托地形设置多道防线。白天阻击，夜里修筑工事，部队轮番投入，许多战士几乎没有完整睡过一觉。罗元发后来回忆，最难的时候，连护士长也走上了前沿阵地。
第二天夜里，部队退到第二道防线。第五天，又退到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后，便是中央机关和边区群众转移的通道。七天七夜，教导旅抵挡住敌军多个旅的轮番进攻，直到3月18日晚10点，才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
电话那头，彭德怀下达了撤退指示。罗元发听完，长长松了一口气。战士们撤离时，眼睛布满血丝，许多人走路都在打晃。正是这支部队的顽强迟滞，为中央机关转移争取了时间。
第二天，彭德怀打来电话，转达毛泽东的评价：“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这句话并非泛泛表扬，而是对教导旅完成任务的确认。延安暂时失守，并不意味着陕北战场失去主动权，青化砭、蟠龙镇等战斗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后，举行了规模不小的庆功活动。可是，战争的胜负从来不由一座空城决定。解放军主动放弃固定目标，转入机动作战，利用陕北地形和群众条件，逐步把敌军拖入疲惫、分散和被动之中。
罗元发对胡宗南部队的评价，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只有两个字：“不行。”这并不是说对方人数少，也不是否认其装备优势，而是认为这支部队缺少持续作战的意志和组织能力，过分依赖武器、汽车以及后方补给。
在一次瓦子街战役后的追击中，罗元发部队进入一片柏树林。树林里乌鸦窝密集，侦察兵搜查时，竟从一些窝中发现了金条、手表和女性照片等物品。罗元发由此感叹：“带着这些东西，能打好仗吗？”这句话带有将领的判断，也揭出了军纪、作风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西北野战军常常是在极端困难中作战。1947年初夏，罗元发率部进入陇东，部队连续行军七天七夜，缺水时甚至以尿液和马血暂时解渴。有人抱怨：“人家吃肉，我们啃骨头；人家吃干的，我们喝稀的。”罗元发回答：“大家都吃肉，谁来吃骨头？”
这不是一句安慰话。罗元发一生最擅长的，正是带部队啃硬骨头。他在长征中的湘江战役负过伤，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承担阻击任务。湘江战役时，他所在红十五团伤亡惨重，连以上干部大多负伤，营、连干部不断由下级接替。
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彭德怀曾连续发来电报，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罗元发头部负伤，仍坚持指挥。那些内容近乎重复的电报，说明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说明红军当时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罗元发的军旅经历，并不只在阵地上。1945年后，他奉命留在陕甘宁边区担负防务和训练任务，曾一度想回前线。朱德亲自同他谈话，说明保卫延安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也找他谈了半天，并劝他把后方部队带好。对一名习惯冲锋陷阵的将领而言，这同样是一场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罗元发转向空军建设。1952年，他调任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参与组建西北空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10月7日，他指挥部队在北京通州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军用侦察机，守卫首都空域。
从步枪子弹有限的陕北山沟，到组织空军、参与国防科研，罗元发面对的始终是具体任务。1982年离休后，他整理战争回忆，留下了关于西北战场、延安保卫战以及部队建设的文字。2010年5月10日6时50分，罗元发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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