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卖”学生去工厂赚差价，月入百万：这是在亲手掐断职业教育的根

中国职业教育一直发展不起来，都是因为这些害群之马。
强制学生去工厂打工，以后谁还敢把孩子送去职校？这种饮鸠止渴的行为，直接断了职业教育的路。

央视网最近曝光了一件事，看得人心里发堵。

一些职业学校打着“顶岗实习”的旗号，把学生当成商品“批发”给工厂，赚取时薪差价或人头费。

规模大的学校，每月能因此获利上百万元。

学生被威胁“不去实习就不发毕业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的却是几百块工资。

专业不对口是常态——学服装设计的被送去踩缝纫机，学学前教育的被拉去流水线打螺丝。

一个本应帮助学生接触社会、积累经验的环节，变成了一台将学生劳动力变现的灰色机器。

当学校不再把学生当作培养对象，而是当作可量产的资源时，职业教育就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

一、一个实习生是怎么变成“计价单位”的

整个链条的运转逻辑并不复杂。

工厂招正式工成本高，需要交社保、给加班费，工资也高。

职校实习生底薪低、不用交社保、年轻听话，是非常划算的替代方案。

中介负责对接工厂和学校，从中抽成。学校则既完成了“校企合作”指标，又拿到了利润。

有律师在接触大量职校生求助案例后算过一笔账：工厂给中介的报价是25元/小时，中介给学校20元，学校发给学生15元。

中间的10元差价，被层层截留。

300名学生，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26天，仅时薪差价一项，学校每月就能净赚39万元。

如果是几千人的学校，月入百万不是梦。

为了让学生乖乖就范，班主任有一套标准话术：“你不去实习，学校就不给你发毕业证。”

当学生还在校园里的时候，他的价值就已经被折算成了每小时几块钱的差价。“实习”这个词，在职校的语境里已经被替换成了“变现”。

二、实习乱象为什么“久治不愈”

这种乱象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职校“卖”学生去流水线的问题已经被曝光了很多年，但始终没能根治。根源在哪？在于几层根深蒂固的错位。

第一层是监管错位。

教育部门有办学管理权，但缺少劳动执法权；人社部门有劳动监察能力，却对学校的毕业资格难以触及。

实习生也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维权通道天然薄弱。大量实习发生在异地厂区，跨区域监管成本极高，出事之后往往止于学校自查自纠。权力和责任的割裂，让灰色地带始终存在。

第二层是供需错位。

一些制造业常年缺人，年轻、服从、便宜的职校生成了“填坑”资源。越缺人，越抓学生来凑；待遇越低，越没人愿意长期干。

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学生就成了被反复利用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被培养的对象。学生在流水线上顶替了正式工的岗位，而学校从中抽成，形成了一个以学生为中间环节的利益闭环。

第三层是认知错位。

尽管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但社会上仍有人觉得“职校生=成绩差=廉价”，甚至认为“成绩不好就该吃苦”。

这种偏见给剥削披上了一层看似“合理”的外衣。当学校和社会都默认“职校生本来就应该吃苦”，这种认知本身就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慢性伤害。

当监管够不着、产业离不开、偏见放不下，学生就成了三方都在利用的“公共资源”。

三、这种“实习”正在杀死职业教育的未来

这种扭曲的实习生态，对学生和职业教育体系本身都是双输。

短期看，学生每天高强度劳动、拿微薄薪水、学不到专业技能，整个实习过程既没有教育价值，也没有劳动保障。长期看，是在摧毁职业教育的根基。

当职校生被贴上“流水线工人”的标签，谁还愿意把孩子送进职校？

那些被压榨过的学生，恨不得毕业就离制造业越远越好。

一个靠“卖学生”赚钱的学校，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愿意扎根技术岗位的毕业生。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偏远农村的孩子——他们本想靠学一门手艺改变命运，却又被推回了低端岗位。向上流动的路，就这样被活活堵死了。

四、职业教育进入政策红利期，但需要一个“干净”的实习制度

职业教育正处在政策红利期，国家持续加码扶持。

截至2025年，包括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职业学校在校生合计近3000万人。

这个庞大的群体，本应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支撑力量。

但实习乱象如果得不到根治，职业教育的公信力就会持续流失。

当高分考生开始主动选择“中本贯通”、当格力技校报名人数8000人争300个名额，说明家长和学生不是不认可职业教育，而是只认可“干净”的职业教育——真正能学到技能、有明确就业前景的职业教育。

那些靠“卖人”赚钱的学校，正在把整个行业的名声拖下水。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耐心是有限的。每一次“卖人”事件的曝光，都是在消耗这份信任。

五、解决办法是让“育人”比“卖人”更有长期利益

要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不能停留在个案曝光上，需要在制度上重构实习的底层逻辑。

所有实习岗位和人员名单应向劳动行政部门强制报备，打通学生行政救济的通道。

建立实习企业准入和黑名单制度，把实习专业匹配度、工时上限纳入硬性考核。

但制度只是底线。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学校的激励机制——让“育人”比“卖人”更有长期利益。

推动学校与企业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让学校明白，把学生培养成能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比从工厂赚那点差价更划算。

教育部门需要让学校意识到：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走多远，决定了学校能走多远。

一个靠卖学生赚钱的学校，配不上“教育”这两个字。

那些被大巴车拉进工厂的孩子，每一个都值得被看见、被追问、被保护，而不是在流水线上消失。

这不是职业教育的问题，是教育伦理的底线问题。当一所学校把学生当商品卖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所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