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名义上归顺了南京，却并不算“地方大员”。东北高度自治，他掌控着4个省份，有5个大权限，军事实力成了自己最大的底气。
1928年，张作霖身亡后，张学良接掌了东北大权，很快宣布拥护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中国也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可实际上东北与南京进行了长期的讨价还价，张学良称愿为国家统一与国民政府合作，但前提是双方“分治合作”。
聪明如张家人，怎会无条件归顺？张学良所求，无外乎是想保住自己的地方权益。东北与中央若即若离，他则掌控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外加东北军入关后拿下的华北地盘，还有了五大权限。
最强大的当属军事权，东北易帜后，原奉系部队改为东北军，海陆空三军兵力约30万人，有飞机，还有沈阳兵工厂、各军事学校，装备与训练自成一体，南京方面根本无法插脚。
蒋介石麾下嫡系不过20万人马，既无海军也无空军。仅从兵力数字看，东北已然占据上风。南京国民政府没法调动东北军一兵一卒，军队的人事、装备、调遣等大权，都落在了张学良手中。
手里有大权，谁都想巴结，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拼命拉拢张学良，他却冷眼旁观，直到济南易手、胜负已见分晓，才率军入关，付出极小代价，就拿下华北，经过这场战役，蒋介石更加倚重他了。
第二个大权便是人事行政权。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省主席、各厅厅长，以及地方主要官员人选，都由张学良说了算，南京只负责走流程，没有什么任免权，更别说往东北派人了。
东北政务委员会全权处理四个省份的内政，南京也承诺不插手东北行政事务。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党部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31年才成立了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学良担任。
第三个大权是财政经济权，自收自支，自立门户。东北想要修路、筑港、开发屯垦，自己进行规划即可，军政开支也是自己筹备、自己用。好在东北地域广袤、物产资源丰富，金钱方面一直很宽裕。
东北从不向中央财政部上缴一分钱，中央也从没拨款接济过东北。盐税、统税这些原本应归中央的税种，东北早就自己截留处理了。货币发行方面，东北自成一家，张学良曾开会让当地几家银行联合，一起负责奉票的发行管理。
第四大权限是地方治理权。南京有什么号令，到了东北就不太好使了。四省内部有什么具体事务，基本都是自己拿主意，比如铁路一事，张学良就保留了东北交通委员会。
最后一大权限是外交权，有什么外交条约，东北可以自己去谈。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张学良派出代表与苏联展开谈判，双方于12月签订了《伯力议定书》。不过这次有例外，协议报到南京后，南京认为“已逾路案范围”拒绝批准，还认为代表应该受处分。
1930年11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外交事务今后完全归中央办理，但内部决策仍会征求张学良的意见。中东铁路问题、“九一八”前后对苏、对日的交涉，他都握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国民政府内部曾有人评价说，东北仅在名义上归属中央，军权、政权、财权等都近乎独立，说它不属于中央控制范围也不为过。国际联盟派人调查后，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说东北在军事、民政、财政、外交与中央的关系，算是一种“自愿合作”。
蒋介石有什么打算，一般要先跟张学良商量，征求他的同意。张学良对中央的指令，也是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搁在一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想让他来开会，他却借口说身体状况不好、公务很多，迟迟不肯来。
蒋介石想把张学良打造成一个听话的“地方大员”，可东北实力雄厚，坐拥30万大军、财政自给自足，更有一定的涉外交权，又怎会成为一个甘为附庸的执行者？
蒋介石也是看人下菜碟，与其称兄道弟，西安事变后欺压杨虎城一家，没有对张学良一家下毒手，抛开人情不论，唯有实力，才能让人有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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