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10月20日，藏南克节朗地区，印度陆军第7旅的阵地突然陷入混乱。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原本奉命守住“前进”哨所，却发现部队缺粮、缺弹，山路又被复杂地形切断。战斗打响后，命令仍在层层下达，前线却几乎没有调整余地。
这支部队隶属印度第4步兵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印度方面对战场情况缺乏准确判断，许多部署不是建立在侦察和补给能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方不会反击”的推测上。
这种推测，直接影响了所谓“前进政策”。印度政府希望通过不断向争议地区推进、设置哨所，形成既成事实。问题在于，哨所建在哪里、由谁指挥、如何补给，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方案。情报部门提出建议，陆军负责执行，政治层面又不断施压，指挥权因此显得杂乱。
当时印度第4步兵师承担的防区范围很大，从阿萨姆平原通往边境的道路却极为有限。许多前沿据点只能依赖骡马、徒步和空投维持。天气一变，飞机无法接近，士兵就可能连续多日吃不上热食，弹药和药品也难以及时送达。
空投听起来方便，实际却远非如此。山区气流、云层和地形都会影响投放精度，物资落入山谷后，还得由士兵冒险寻找。和平时期尚且难以保证，进入战争状态后，更不可能把空运当成稳定的后勤体系。
有意思的是，印度方面并非没有人看出问题。普拉沙德在接受任职、了解作战部署时，就曾对哨所位置和交通条件提出疑问。第7旅旅长达尔维也认为，克节朗一线孤军突出，后方支援距离过远，一旦遭到集中攻击，部队很难坚持。
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谨慎被视为退缩。尼赫鲁政府要求继续推进，前沿军官则被要求按期限完成设点。普拉沙德曾表达过类似意见：“这些据点缺少道路和支援，守住它们并不现实。”问题不在于没人发声，而在于意见没有改变决策。
更严重的漏洞，是对解放军部署缺乏可靠掌握。印度军方没有建立完整的侦察体系，对中方兵力、道路和后勤状况了解有限，只能根据零散情报作判断。战前会议中，讨论重点往往是印度准备推进到哪里，而不是对方可能如何反应。
这种“只研究自己的计划，不研究对手”的做法，在军事上十分危险。前沿哨所越建越多，兵力却被分割开来。每个据点看似都插上了旗帜，彼此之间却难以支援。战场一旦发生变化，局部阵地很容易变成孤立目标。
指挥层的问题同样突出。尼赫鲁倚重的考尔中将负责东段第4军，政治信任超过了对山地作战的实际准备。考尔坚持执行既定命令，对前线军官的担忧缺少足够重视。达尔维提出调整部署，得到的往往不是重新评估，而是继续推进的要求。
10月20日，克节朗战斗爆发。印度第7旅在兵力部署分散、火力和补给不足的情况下遭到攻击，防线很快瓦解。10月22日以后，印度军队在东段多个据点继续后撤，达尔维准将于10月22日被俘。关于考尔在战局恶化后乘飞机离开前线的记载，也成为印度军方战后争议最大的细节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战场失利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怯战或某一支部队的无能。印度军队中也有不少官兵作战顽强，只是他们被放进了一套缺乏准备的体系。没有道路，部队无法集中；没有情报，指挥无法校正；没有统一判断，基层就只能机械执行命令。
11月18日，东段瓦弄战斗结束后，印度方面的整体防线继续承受压力。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全线停火并后撤。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却暴露出印度“前进政策”背后的结构性缺陷：政治目标定得很快，军事准备却远远没有跟上。
普拉沙德的回忆之所以受到重视，并不只是因为他经历了失败，更因为他指出了一个冷峻事实：哨所不是地图上的符号，命令也不能代替粮食、道路、通信和炮火。把这些最基本的条件留在计划之外，失败便不再是战场上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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