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的餐桌上什么最多？金沙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布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报道

9月伊始，成都平原又到了“打谷子”的时节。收割机从稻田中间驶过，饱满的谷粒揭示着今年的丰收。这些来自“天府粮仓”的稻米，不仅将出现在四川人的餐桌上，还会被运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其他国家。事实上，早在上千年之前，水稻已成为“四川人”的主食。

日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9月2日，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韩斐博士介绍，“黄忠小学”地点属于金沙遗址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这里出土的植物遗存中，水稻居多，粟黍作物较少。而在粟黍作物的内部结构中，又以粟的数量多于黍的数量。这说明，曾生活在这里的古蜀人，有着以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饮食习惯。

金沙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已完成浮选工作，正在阴干中的状态（图据受访者韩斐）

古蜀先民吃粟多于黍

受气候、口味、产量等影响

“这一次对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植物考古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意义在于对研究视野的扩充。”韩斐讲到，此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姜铭、馆员闫雪等曾在金沙遗址祭祀区、陶窑作坊区开展过植物考古研究，彼时就已经形成了对金沙遗址是“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体系的一定认知。这一次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粟黍的结构比例上。“粟黍作为北方的农作物，在到达金沙遗址后，金沙先民是如何利用这些北方农作物的呢？”在韩斐看来，“粟大于黍”这样的结果，体现了古蜀先民有策略地利用外来作物的农业智慧。

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比例，蓝色为水稻，橙色为粟，绿色为黍（图据受访者韩斐）

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米；而黍，则是糯糯的、粘牙的黄米。北方的传统小吃黏豆包、黄米糕，就都以黍作为主要原材料。

相比粟，虽然黍更加抗旱、抗贫瘠，但是口感不如粟细腻爽滑。“在农业生产中，黍通常作为拓荒作物。如果一个地方的土壤很贫瘠，我们就会选择先种黍，等土壤改善了，再改种粟或者其他作物。”从产量来看，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大于黍。韩斐认为，当这两种北方的作物来到成都平原后，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为什么是‘水稻为主，粟大于黍’这样的农业结构，我们认为气候、土壤环境、口味、产量等方面，都可能是其影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无法从现有植物考古结果中，简单得出“古蜀人爱吃大米、小米”的结论。

韩斐透露，相关研究还在持续推进中，“我们还会对金沙遗址其他遗址点的植物遗存进行观察分析，以期有更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韩斐在实验室中

粟、黍从甘青地区而来

粟与黍的身影，早在位于川西地区，距今5300-4600年的营盘山遗址已经出现。遗址先民过着以粟黍为主食的生活，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先民相似。当人群逐渐往平原地区迁徙，来到成都平原什邡桂圆桥遗址的时候，现有的植物考古证据显示黍和粟这两种旱地谷物仍旧占有优势。

而这种以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体系，则在宝墩文化时期业已形成。2020-2021年度，考古工作者在宝墩古城内城南部发掘出疑似水稻田遗迹：这里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距今约4500年。在宝墩文化时期，水稻就已经在古蜀先民的食谱中占据绝对优势，粟和黍则处于从属地位。

显微镜下的水稻遗存

农作物的来源，揭示出了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方向。“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北方的粟黍种植体系已经较为成熟。据目前的考古学证据和研究，从甘青地区，通过川西北山地峡谷到达成都平原可能是粟黍传播的一个重要通道。”韩斐说。而水稻，就现有植物考古证据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可能受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至于从植物考古视角能不能了解到和中原文化的一些联系和影响，我们还要开展后续的工作，依据更为丰富的考古证据和研究才能得知。”

而与金沙遗址直线距离仅40公里的三星堆遗址，其农业种植环境与金沙遗址相似，“两处遗址都是靠着河流的。”金沙遗址位于磨底河南北两侧，三星堆遗址北靠鸭子河，马牧河从中间穿城而过。“因而两处遗址基本的农业面貌是相似的，都是以水稻为主，粟为辅的。不过两处遗址在出土植物遗存上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目前我们还在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希望有更多发现。”韩斐说。

韩斐在挑选炭化植物种子（图据受访者韩斐）

“不了解植物考古的话，可能觉得这黑黢黢的炭化植物遗存那么小，工作也很枯燥。但是考古研究就是以小见大，透物见人，如果带着问题去了解，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韩斐认为，从“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结构中，可以一窥金沙先民的智慧：“这种多元化的农业种植策略是因地制宜的。虽然金沙社会的时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历史尘埃遗留下来的炭化植物遗存，促使我们对先民农业智慧产生了不断的深思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