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师长时被副师长管，当司令又请不动副司令，之后愤而率部起义

很多人都听过不少起义将领的故事，但有一个人的经历格外憋屈。

早年他升任师长，本该手握一师大权，实际处处受副师长牵制。

好不容易熬到晋升司令，地位更进一步，可手下的副司令依旧势力庞大，关键时刻居然调不动对方。上下级关系颠倒，处处受制于人，满腔抱负施展不出，处处被掣肘排挤。

一边是内部矛盾重重，处处碰壁；一边是看不到出路的旧阵营。心灰意冷之下，他不愿继续困在这样的局面里，最终毅然选择率部起义。

这个人，叫王家善。

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 "起义" 那么简单。

一个在夹缝里活了半辈子的人

要说清楚王家善为什么要起义，得先说说这个人是怎么走到 1948 年这个节骨眼上的。

王家善，字释之，黑龙江巴彦人，生于 1905 年。这个地方今天很多人没听说过，但在东北，巴彦这一带出过不少有故事的人。

他早年进了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1922 年又渡海去日本，在东京铁道教习所学了两年。这只是开始 ——1928 年，他再度赴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步科，毕业后又接着读日本陆军大学。

这份在日本系统学习军事的履历，放在那个年代，属于十分难得的专业历练。但这样的经历，后来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1936 年，王家善还在日本陆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他跟一个叫何正卓的人密谈，两人合计着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 "真勇社"，宗旨是反满抗日。

注意，这是 1936 年，他还在日本人的学校里读书。

1937 年 8 月回国后，他到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做参谋，随即被派回东北做地下工作。

到了东北，他在伪满体系里辗转任职，当过中央训练处教官、治安部参谋司军务科科长、军官学校教授部部长，后来又升到步兵第四旅旅长、步兵第七旅旅长。

这段经历，放在历史中来看，是相当复杂的。他在伪满的体系里一路往上升，同时又在暗中维系着地下抗日的秘密联络。

1939 年回到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少将教授部长的时候，他还在持续发展 "真勇社" 的组织成员。

身处伪满军政体系之内，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他的人生履历很难用简单的标签概括。

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轰然崩塌。当时王家善刚刚在 1945 年 8 月 1 日调任佳木斯军管区参谋长没多久，随即就被苏联红军俘虏了。但他寻机脱身，辗转逃了出来。

逃出来之后，他跑到长春，拉起了一支武装。这时候国共两党都在抢地盘、抢人，东北是主战场。1945 年底，国民党东北行辕盯上了他，命令他把部队交出来，整编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他本人先做个少将高参。

什么是高参？就是顾问，说白了就是靠边站。

然后到了 1946 年 4 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王家善手下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大部被打垮了。

东北行辕再次找他，让他去收拢残余人员。他花了整个 4 月，把散了架的伪满军警、土匪、地主武装七拼八凑，又攒了七千多人出来，重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这回他才算正式当上了总队长。

1946 年 5 月 6 日，正式任命来了。但这支部队的底色，已经注定了它在国民党体系内的地位 —— 杂牌。

在国民党体系里，"杂牌" 二字有多屈辱

你得理解，在国民党军队里，"嫡系" 和 "杂牌"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嫡系，就是黄埔系出身、蒋介石嫡传，装备好、补给足、地位高。杂牌，就是什么都凑合、什么都靠边、打仗的时候往前冲、有好处了没你的份。

王家善的暂编第五十八师 —— 它的前身东北保安第四总队，部队是靠伪满溃散官兵和地主武装拼凑起来的，武器是日伪投降后散落的各种杂牌货，品类繁杂，质量堪忧。

这支部队一成立，就被国民党当成了一颗棋子，随手摆在需要的地方，从来没被当成自己人。

最让王家善憋屈的一件事，发生在 1946 年秋天。

那时候，独立第九师（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改编而来的）被配属给国民党新六军，受第十四师节制。负责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是新六军第十四师的上校副师长许颖。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荒诞的场面：王家善，少将师长，要听命于一个上校副师长。

在军队里，军衔是身份与尊严的重要来源。

一个少将要向一个上校汇报、请示、等待指令，这不是什么战术安排，这是赤裸裸的排挤。部队的补给怎么运、驻守在哪里、打还是不打，王家善这个少将说了不算，得等那个上校点头。

到了 1947 年，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八师，退守营口和大石桥一带，归第五十二军指挥。这回王家善的头衔听起来挺唬人 ——营大地区防守司令兼营口市市长。

但问题是，营口城里并不是他说了算的。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跑来营口，设了个前进指挥所，宣布统一指挥王家善的暂编第五十八师和交警第三总队。也就是说，王家善这个 "防守司令"，实际上要归郑明新管着。

名义上是一城之主，实际上是给别人打下手的。

还有更让他难堪的事。营口这地方，面朝大海，理论上是可以得到海军支援的。王家善曾经去请求海军配合，然而海军副总司令桂永清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桂永清是什么人？黄埔一期，蒋介石的亲信，海军副总司令。人家来营口，是因为军舰受损，王家善设宴款待，想要缓和关系 —— 结果桂永清连下舰来应付一下都不愿意。

你想想，王家善端着酒杯站在码头上，等着那艘军舰上的大人物下来，结果等来的是拒绝。这场会面，足以让人看清杂牌将领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处境。

到了 1948 年 2 月，情况更糟。营口四周的城市已经陆续被解放，交通断绝，城里缺粮少草，外面没有援兵。暂编第五十八师和城里的交警第三总队，因为补给和地盘的争抢，矛盾越来越深，几乎快要到公开撕破脸的地步。

孤城，断粮，外无援兵，内有掣肘，上面还有人处处压制。

这个时候，王家善不得不认真思考：还要不要继续为国民党政权继续打内战。

谋定而后动：一场精心设计的变局

其实，王家善早在 1947 年底就已经开始向外接触。

那时候他悄悄派了代表，去和解放军那边联络。中共东北中央局社会部辽南情报站，其实早就盯上他了，长期开展争取工作。

然后，有个叫石迪的人出现了。石迪原名石翼麟，奉上级之命来到辽南，专程来联系王家善，带来一封信，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希望王家善率部起义。

王家善接到信，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立刻拒绝。他问：你能代表东北总部吗？他还要求和解放军东北总部直接谈，不想只跟中间人打交道。

这个问题问得很精明。他不是在推脱，他是在确认谈判的权威性。他要的不是口头承诺，而是正式谈判，落实书面的约定。

1948 年 2 月 23 日，正式谈判在大石桥开启。

王家善派出两个人：刘凤卓和王文祥。王文祥是王家善的侄子，在五十八师里当作战科长；刘凤卓，则是中共在五十八师内部潜伏的地下工作人员。

他们在大石桥见到了解放军这边的阵容：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参谋长金振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还有东北局代表马明伦，以及石迪。

王家善方面提出五条起义条件，诉求十分务实： 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保留原建制；官兵享受与解放军平等待遇；官兵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全体官兵既往不咎；部队人员武器调动须经王家善同意；师长以下军官维持原级原职；起义之后投入解放战争。

这些诉求，是绝境之下，为麾下八千将士争取出路，维护部队官兵的基本权益。

谈判之后双方敲定：起义时间定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晚上七点整，以三颗信号弹为号。

2 月 24 日深夜，还有个细节值得说。梁启章和刘凤卓两人换上了青布棉袍普通百姓打扮，趁着夜色，摸过哨卡，走了二十多里路出城，去和解放军做最后的沟通确认。

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王家善借过生日的名义，把副师长唐仕林、参谋长张翮、各团长、各处长统统叫来开会。

屋子里，王家善把营口的形势清清楚楚地说了一遍：营口四面是解放区，补给断了，援军来不了，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摊开来问：大家该作何选择？

会上存在争论，但最终，90% 以上的军官同意起义。

参谋长张翮最初犹豫，说了一句话："军人不能成功就要成仁。"这句话说得很有些悲壮。但王家善说服了他 —— 具体谈话内容史料没有完整记录，半个多小时后，张翮点头同意。

会议结束，王家善立刻切断对外联络。他亲口下令：电台不得发出任何电报，除非他亲自批准。

营口，从这一刻起，进入了奇异的静默。城外有解放军严阵以待，城里有国民党的副军长郑明新四处活动，而王家善的人，已经悄悄做起义前的各项准备。

那场精心布置的会议，和九小时改写历史的战斗

1948 年 2 月 25 日，战场上有了动静。辽南独立师在营口城外发起佯攻，炮声和枪声响起来。枪炮声绷紧城内气氛，也为王家善的行动提供绝佳掩护。

他做出一副 "固守决战" 的姿态，下令加固工事，一切看起来都是准备死守的架势。然后，他邀请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出城，去辽河沿岸视察阵地。

郑明新没有怀疑。炮声就在城外，视察阵地合乎情理。

视察完毕，王家善提议：局势紧张，召开一个紧急城防会议，共同商议守城对策。 郑明新觉得合情合理，当即应允。

就这样，国民党营口一众军政头目踏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

下午两点，紧急城防会议在暂编第五十八师司令部召开。这栋楼有来头 —— 原伪满洲银行营口支行大楼，钢筋混凝土结构，有地下室，今天还立在那里，是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到了；营口市长袁鸿逵到了；交警第三总队总队长李安到了。国民党在营口的党、政、军、警、宪各方头目，几乎悉数到场，总计 38 人。

会议开始，气氛如常，众人讨论城防部署。

然后，副官走进来，轻声告诉王家善：外面有电话，请您接一下。

王家善站起来，走了出去。

门一关 —— 预先埋伏好的警卫连，端着枪冲进了会议室。

"缴械！"

38 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猝不及防之间全部被缴械擒获，从副军长郑明新到市长袁鸿逵，无一漏网。这一幕干净利落，一举清除城内起义最大阻碍。

晚上七点整。 三颗信号弹从五十八师司令部大楼腾空而起，划破营口的夜空。

这是约定好的起义信号。

各部按计划行动：一团撤出阵地，向大石桥集结；二团负责解除城内多处反动武装；三团配合解放军，专门对付交警第三总队。

城外，辽南独立师发起正式进攻。

交警第三总队抵抗得最顽强，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也就是 2 月 26 日的清晨才结束。

从晚上七点信号弹升空，到 26 日天亮，整整约九个小时的战斗，歼灭了营口城防司令部及交警第三总队共两千余人。

1948 年 2 月 26 日，营口迎来第三次解放。王家善，率暂编第五十八师八千余人，完成战场起义。

补充一个历史细节：2 月 24 日那场军官秘密会议，王家善是以过生日为借口召集众人，生日只是用来掩护行动的托词。借寿宴之名召集核心军官，不容易引起外界警觉，这是身处夹缝多年磨练出的处事智慧。

起义之后的故事，也算得善终。

1948 年 2 月 28 日，起义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辽东军区独立第五师，王家善任师长。1948 年 4 月，辽东军区派来政委谢甫生，带领 120 名政工干部，开展部队整编工作。

1948 年 11 月，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编入第五十军，先后参加平津战役，挥师进军大西南。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67 师建制撤销，王家善改任志愿军第 50 军 150 师师长，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回国之后，他历任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1979 年 1 月 23 日，王家善在北京病逝，享年 75 岁。

他留下回忆文章《暂编第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完整记述了营口起义的全过程，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珍贵一手史料。

尾声

很多年以后，有评价指出，王家善营口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给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非嫡系部队指明了一条光辉大道"。

放在更大的历史叙述当中，这个评价客观公正。

而回到人物本身，王家善做出起义抉择，首要原因是看清东北战场大势，认清只有投向人民阵营，才是八千将士的出路。同时，他早年就已经埋下反满抗日的理想火种。

当然，在国民党阵营长期遭受排挤、歧视、处处受制的现实处境，也成为推动他下定决心的重要催化因素。

一位少将师长，要听命于级别更低的军官指挥；身兼城防司令，权力却被上级架空；作为东道主，连海军将领都不屑与他周旋。

这些不是宏大的政治冲突，是日复一日的现实处境，让他看清旧政权内部的腐朽。

历史的走向，终究是由时代大势所决定；但历史的细节，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现实处境之中做出自己的抉择。

王家善的营口起义，是历史大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一名旧时代军人，为麾下将士寻找光明出路的主动抉择。

营口，辽河入海口的那座城，在三年解放战争里，三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四次获得解放。王家善起义升空的信号弹，照亮的正是营口第三次解放的夜空。

那栋原伪满洲银行营口支行的大楼，今天还矗立在营口老城。往来的行人大多不知道，1948 年那个寒冬的下午，这栋楼里，曾发生过一段改变辽南战局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