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公开承认了

文｜陆弃

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迈克尔·埃利斯在华盛顿一场网络安全会议上公开承认，美国正在扩大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活动，目标范围甚至包括中国商业公司。他给出的理由是，中美竞争已经不只是军事和外交竞争，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重要信息，大量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因此美国情报机构需要扩大搜集范围。《纽约时报》注意到，这种公开界定企业为“正当目标”的说法，与美国过去在经济间谍问题上的公开表述存在明显变化。这番话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国情报机构突然开始关注中国企业，而是这种活动正在从长期存在的隐蔽状态，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公开的战略逻辑之下。

埃利斯所描述的逻辑并不复杂：当国家竞争从传统军事领域延伸到科技、产业和供应链，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自然会进入情报机构的视野。人工智能算法、芯片设计、生物技术研发、先进制造工艺，这些信息往往并不储存在政府部门，也不一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机密，却可能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产业竞争力。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如果凡是可能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商业信息，都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信息”，那么经济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原本存在的边界就会被不断压缩。企业正常的技术创新、商业谈判、供应链布局，甚至研发方向，都可能被纳入国家情报搜集范围。所谓“国家安全”的外延一旦无限扩大，商业竞争就可能被安全化，科技竞争也可能进一步演变成情报竞争。

美国过去并非没有经济间谍活动，只是长期以来在公开层面尽量保持某种区分。美国政府往往试图将针对军事和外交目标的情报搜集，与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间谍活动区别开来。斯诺登早在2014年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就指出，美国情报机构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由来已久，并以德国西门子公司为例，称只要企业拥有对美国国家利益有价值的信息，即使与传统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美国情报机构也可能设法获取。

斯诺登披露的范围并不限于单个企业。当时曝光的监控对象还包括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欧洲反垄断官员、法国能源企业等，相关情报涉及商业、贸易以及谈判活动。这说明，今天埃利斯所说的“扩大化”，更像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情报实践之上，赋予其更加明确的战略解释。

这也使9月8日的公开表态具有特殊意味。过去需要通过泄密、调查或媒体报道才能看到的东西，如今由CIA高级官员主动解释为适应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情报活动本身没有因此变得合法或合理，但其政策定位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和科技信息不再只是传统安全情报的补充，而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变化与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密切相关。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产业已经不只是企业之间争夺市场的问题。芯片制造能力关系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关系未来产业效率和军事能力，生物技术则同时连接医疗、农业和国防领域。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些产业，也就意味着企业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容易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但这种趋势存在明显风险。

当情报机构把商业公司视为“正当目标”，企业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正常市场竞争。研发资料、商业计划、技术路线、供应商信息甚至管理层交流，都可能成为情报价值的来源。企业因此不得不增加网络安全、防泄密和合规投入，国际企业之间的正常合作也会承受更高的不信任成本。科技交流越安全化，跨国创新的成本就越高。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可能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形成“安全边界”。如果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情报搜集，中国及其他国家自然会强化自身防范。彼此防范又会进一步推动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和供应链调整，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中国外交部早已对此提出明确批评。2024年10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美国中情局长期使用各种手段窃取他国机密、干涉他国内政，美国从未停止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同时还长期对盟友实施大规模窃听窃密。这个判断与斯诺登此前披露的情况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历史背景。

因此，今天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判断“谁在搞间谍活动”。国家之间开展情报活动由来已久，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情报安全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张。当商业创新、技术研发和国际贸易都可能被纳入国家竞争逻辑，全球经济最需要的信任就会被持续消耗。

美国或许认为，掌握更多中国企业的信息能够帮助其赢得科技竞争。但情报搜集并不能替代产业创新，也无法凭借监控直接建立完整的技术优势。真正决定科技竞争结果的，仍然是教育体系、科研能力、产业基础、市场环境和长期投入。把企业越来越多地纳入情报目标，可能获得短期信息优势，却也可能加剧全球科技体系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