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等人执笔创作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初稿名字为《骗子》），这部剧本的故事可不是这几位剧作家们的向壁虚构，而是取材于当时一起真实的案件，剧本于1979 年内部小范围试演后，因现实批判性太强而被有关方面紧急叫停。
但是没想到墙里开花墙外香，后来这个剧本被港台地区的电影工作者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主演谭咏麟（没错就是那个唱歌的谭校长）还凭借在剧中饰演的李小璋这一角色，获得了1981年的金马奖影帝。
该案首次见诸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是1979 年9月11日的上海《文汇报》，由记者张煦棠、王复初撰稿的《一桩假冒高干子弟的诈骗案》，这篇报道也是沙叶新等人创作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的直接素材来源。
报道称，近日上海市静安区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冒充军队高级干部子弟行骗案件，作案人张龙泉（又名张泉龙），原系赴云南插队知青。他借寄居同学家中（其父为上海工业系统副局长），日常帮做家务、接听电话，熟记各级干部姓名、职务、人脉与办事潜规则。
从1978 年起，张龙泉化名 “李晓勇”，谎称自己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之子，四处招摇撞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装逼”，频繁出入上海各大文艺院团、机关单位。
而当时上海不少的文艺团体的负责人、机关干部为攀附张龙泉所谓的高干子弟的关系，主动赠票、设宴接待，违规帮他办理知青返沪、亲友落户、工作调动等诸多不合政策的事项。
这场骗局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前后有数十名文教、行政干部被张龙泉所蒙蔽，对他伪造的高干子弟的身份深信不疑。
直至张龙泉打算托关系将女友从街道文工团调入市属事业单位，相关审批手续异常，人社部门核查身份造假，这才东窗事发，被上海市静安区公安机关抓捕落网。
1979 年末至 1980 年《民主与法制》创刊号专题纪实、《上海司法》内刊刊登法院开庭实录，完整收录庭审发言，其中张龙泉在庭上为自己所作的辩词 “假如我的身份是真的，所办之事便全部合规，就不会被判刑”，更是被剧作家沙叶新等直接写入话剧结尾部分的台词之中。
张泉龙1979 年案发，经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随后进入上海监狱服刑，服刑期间依规获得少量减刑，1983年前后刑满释放。
服刑结束后，受当年案件舆论影响，没法按照正常知青政策返城落户、安排国企正式工作，几经辗转落户上海普通街道，早期靠打零工、个体小生意谋生。经历八十年代个体户发展浪潮后，他选择低调生活，刻意避开当年案件相关媒体与文艺界人士，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淡出公众视野。
这件事情在当时闹得动静挺大的。就连当时还在病中的著名作家巴金（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还少有地专门蹭了一下这个热点，写了篇名为《小骗子》的随笔将其发表出来，后来收录在他的散文集《探索集》里。
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
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最后，巴金在文中强调：不过有人说话剧（指沙叶新等人的《假如我是真的》）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我看倒不见得。……倘使没有产生他的土壤和气候，他就出不来了。倘使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他钻不到空子，也就不会有人受骗。把他揭露出来，谴责他，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作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老作家巴金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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