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960年正月，陈桥驿外，后周军队突然拥立赵匡胤为帝。黄袍披上身的那一刻，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年仅7岁，而赵匡胤掌握着最精锐的禁军。几乎没有大规模厮杀，他便进入开封，改朝换代。
这件事把一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当将军手里的军队足以决定皇位归属时，皇帝还能否真正控制局面？历史上，王翦、韩信、赵匡胤都曾站在这样的关口，只是三人的选择和结局完全不同。
王翦的危险，出现在秦灭楚之前。
秦王政统一六国，离不开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其中王翦承担了极重的战事。赵国有李牧坐镇，秦军久攻不下，后来秦国利用反间计除掉李牧，王翦才率军攻破邯郸。此后，燕、魏等国相继被秦军击败。
真正让秦王政忌惮的，是楚国战场。秦王询问灭楚需要多少兵力，年轻将领李信认为二十万人足够，王翦却坚持至少六十万。秦王政嫌他年老胆怯，便把军队交给李信，结果李信在楚军反击下失利，秦军遭受重大损失。
秦王政只好亲自请王翦出山，并给了他六十万大军。这个数字意味着，秦国大部分机动力量都掌握在王翦手中。有人因此认为，王翦若想反叛，似乎已经具备了条件。
但王翦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在出征前不断向秦王索要田宅，表现得十分贪财。表面看，这是老将自保的手段；往深处看，他是在告诉秦王：自己只想保全家业，不想染指皇位。
秦王政也不是容易被架空的人。他对军队、官僚和宗室都有控制，王翦即便手握重兵，也很难让秦国各地同时响应。更何况，灭楚之后军队必须解散、归营，王翦一旦离开战场，兵权便会重新回到中央。
所以，王翦是“有实力，却未必有条件”的典型。他懂得功劳越大，越要主动降低威胁感。秦统一六国后，王翦父子都得到善终，这与他的谨慎分不开。
韩信则不同。
楚汉战争中，韩信先后攻赵、取燕、定齐，尤其在垓下之战前后，他对刘邦夺取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自刎，韩信的军事价值也随之达到顶点。
当时有人劝韩信自立。蒯通并非普通相面先生，而是洞察形势的谋士。他对韩信说，天下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韩信拥有精锐部队和大片地盘，完全可以在刘邦、项羽之间另立一方。
蒯通劝道：“将军若此时独立，未必不能与汉王、楚王三分天下。”
韩信却没有采纳。他认为刘邦既然把军队交给自己，便是信任自己；自己立下大功，刘邦也不会亏待他。这个判断，既有私人情感，也有对政治规则的误判。
刘邦并没有把韩信当作可以共享天下的兄弟。天下初定，韩信先被改封为楚王，随后又被夺去兵权。公元前201年，他被降为淮阴侯，迁居长安，实际处境已从一方统帅变成受监视的功臣。
韩信仍未公开反抗。公元前196年，陈豨起兵，韩信被指与其呼应。吕后与萧何设计，将韩信骗入长乐宫钟室处死。曾经能调动数十万大军的韩信，最终死在了没有军队护卫的宫门之内。
他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错过了最关键的机会。等到兵权被收走，爵位被削去，再想以个人威望对抗刘邦，已经太迟。
赵匡胤的道路更直接。他在后周军中威望很高，长期掌握禁军。柴荣在位时，赵匡胤确实为后周征战，曾参与北伐和对南唐作战。柴荣于959年去世后，年幼的柴宗训继位，军政中枢出现了明显空隙。
960年，北汉与辽国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周派赵匡胤率军北上。军队行至陈桥驿，部下发动拥立，给他披上黄袍。赵匡胤随后回师开封，后周政权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柴宗训被迫禅位。
与王翦相比，赵匡胤不是只拥有一支远在外地的军队，而是直接控制京城禁军；与韩信相比，他没有等待皇帝猜忌自己，而是在权力真空出现时主动迈出一步。这个差别，决定了三人的结局。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对武将始终保持戒心。所谓“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即961年，石守信、高怀德等宿将交出兵权，中央逐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宋代重文抑武的格局，也由此进一步形成。
三个人摆在一起看，王翦选择以退为进，韩信败在不肯先动，赵匡胤则抓住了最短暂的权力空档。兵权能不能换来皇位，关键从来不只是手里有多少军队，还要看皇帝是否稳固、朝廷是否分裂，以及将军敢不敢在局势尚未定型时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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