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7年，四川眉山彭山江口，考古人员从岷江河床中清理出一枚枚银锭、铜钱和兵器。它们没有整齐地码在库房里，而是散落在河道沉积层中，有的带着火烧痕迹，有的已经变形。几百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水战，正是从这些沉在江底的遗物里重新浮现出来。
江口遗址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藏宝地。考古发掘显示，这里遗物分布范围较广，种类复杂，既有银锭、银币，也有戒指、耳环、铜钱、印章和武器。其中一些银锭刻有年号、地名或铸造信息，能够与明代财政、地方行政联系起来。
有意思的是，江口“沉银”的传闻，早在现代考古之前就流传于当地。民间有句“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老人们常指着岷江两岸的山石讲述河中宝藏。传说未必件件可信，但河里确实不断出土古代金银，这让传闻有了现实的影子。
2005年，当地修建水利工程时，施工人员发现一截异常沉重的朽木。木头被打捞上岸后，里面竟藏着银锭。后来查明，这类木头很可能是人为挖空后制成的藏物工具。银锭上的“崇祯十年”“湘潭”等字样，也说明这些财富并非临时铸造，而是来自明末长期流通的财政和民间财物。
张献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批银子？原因并不神秘。1644年，张献忠率军进入四川，攻占成都。同年年底，他建立大西政权。一个在战乱中迅速建立起来的政权，需要供养军队、官员和地方机构，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田赋、盐税体系，财政来源自然十分紧张。
大西政权曾提出减免钱粮等口号，也得到过部分百姓支持。但军队扩张和战争消耗不会因为免税而消失。缴获明朝官库、接收地方财富、征取富户财物，便成为重要收入来源。江口发现的大量白银，可能正是多种来源汇集后的军用财产，而不是张献忠个人私藏的“家底”。
真正改变这些银子命运的，是1646年的江口之战。当时，南明旧部杨展在川南活动，并与大西军发生冲突。张献忠一度准备率部东下，甚至有转往湖广、另谋出路的打算。大批船只沿岷江运输军需和财物，结果在彭山江口遭到杨展部袭击。
史料记载，杨展部纵火焚船，水面上的船队陷入混乱。部分船只被烧毁，部分沉入江中，人员和辎重损失惨重。张献忠随后退回成都一带。河底的银锭、印章和兵器，并不是专门投放的祭品，而是战败、焚船、沉船共同造成的遗存。
“东西沉在江里”，并不等于“张献忠主动沉银”。过去民间故事喜欢把它讲成一场有计划的藏宝行动，考古材料却更接近一次仓促而惨烈的军事失败。遗物的散落位置、烧灼痕迹和船载物品的混杂状态，都支持战场遗址的判断。
那么，张献忠是否屠尽了四川？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这是事实，但造成灾难的力量远不止一支军队。张献忠的大西军、明朝残余力量、南明军队、地方武装以及后来的清军，都曾在四川反复争夺。
张献忠并非没有杀戮。1646年，他准备离开四川时，部下王兆龄曾以“蜀人屡抚屡叛”为由，主张对成都等地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相关记载见于清初史料《纪事略》。这说明大西政权后期确实发生过严重暴力，不能因为反对“张献忠屠尽四川”的夸张说法，就替其罪行开脱。
但把四川人口的大幅减少全部归结于张献忠，同样缺少依据。战乱持续时间、饥荒、疫病、逃亡和户籍失真，都影响了人口统计。明末四川许多地区已经反复遭受战争破坏，清军入川后，地方冲突仍未停止，后来吴三桂起兵又使四川长期陷入动荡。
至于民间流传的“七杀碑”，其真伪长期存在争议，不能拿一块传说中的碑文替代完整史料。清代政治叙事把四川惨状集中归咎于张献忠，也有为新王朝建立统治正当性的因素。张献忠确有暴行，但“屠尽四川”的说法，显然把复杂历史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结论。
江口遗址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只留下传说。出土文物把大西政权的军需、明代财政和明末战争连接起来，也让人看到一支军队如何调动财富、如何在败局中丢弃辎重。江水冲走了银子，却没有冲掉刻在银锭上的年号、地名和时代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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