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3月21日拂晓，安徽来安半塔集，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顽军十个团突然压来，留守此地的新四军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只有四百余人。枪声从东北方向传来时，半塔集的局面已经相当危险。
半塔集并不是一座普通集镇。它处在苏皖交界，连接天长、六合、来安、嘉山、盱眙等地，津浦铁路从附近穿过。谁控制这里，谁就能影响皖东南北交通，也能牵制根据地的部队调动。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所以把第五支队司令部设在半塔，正是看中了它的地理位置。1939年底，路西的桂系顽军不断制造摩擦，刘少奇遂调第五支队主力西渡作战。主力一走，半塔便只剩少量留守部队，许多战士是刚参加革命的学生兵，还有女兵，实战经验并不丰富。
韩德勤抓住这个空当，调集上万兵力向路东扑来。顽军装备占优，进攻却并不算果断。3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两个团迂回到半塔东北，尚未接近阵地，便在一片墓地附近开火。枪声反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给了教导大队准备时间。
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迅速组织防御，接连打退顽军两次冲击。可敌人很快改变方向，转攻西北制高点光山。光山一旦失守，半塔集便会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司令部也将受到直接威胁。
光山被两个连的顽军占领后，周骏鸣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是第五支队副司令员，也是这支部队最熟悉皖东情况的指挥员。周骏鸣把能够调动的兵力交给侦察科长娄学政，要求不惜代价夺回高地，自己也跟着部队出动。
“光山必须拿回来。”
这句话很短，分量却不轻。特务连随后发起反击，在激战中重新夺回光山，并守住了半塔周边几处关键制高点。半塔暂时稳住，但顽军仍在外围形成包围，守军的弹药和兵力都十分有限。
援军尚未抵达，留守干部开会研究对策。有人认为，继续固守胜算太小，不如集中力量打开一条通道，保存部队，再寻找机会转移。这个判断并非胆怯，而是从敌我兵力差距出发的现实考虑。
周骏鸣却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不能突围，应该固守。”
他的理由很明确。半塔不是单纯的一处阵地，背后是新四军在皖东经营一年多的成果。若司令部撤走，根据地的地方政权、交通线和群众组织都可能受到冲击，顽军也会顺势把新四军赶出津浦路东。
邓子恢支持了周骏鸣的判断，并向上级请求增援。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随即命令周边部队靠拢，同时催促路西作战的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回援。江南的新四军部队也没有袖手旁观，叶飞率挺进纵队向皖东方向急进，沿途连续作战，牵制了日伪顽军的兵力。
半塔守军真正要做的，是在援军到来前撑住。顽军连续进攻不顺，伤亡增加，士气逐渐下降；新四军虽然兵少，却依托村落、土岗和制高点反复调整阵地。守住一天，援军就多一分接近；多守一处高地，反击时便多一处依托。
有意思的是，韩德勤部原本想用兵力优势迅速压垮半塔，结果被拖在这里。3月28日晚，眼见新四军各路援军逐渐靠拢，顽军开始撤退。第二天，江北指挥部下达反攻命令，回援部队转守为攻，追击撤退中的顽军。
半塔保卫战持续八昼夜，新四军歼灭顽军有生力量三千余人，津浦路东的地方顽固势力也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韩德勤部被牢牢牵制，无法配合桂系部队从西面夹击，皖东根据地因此保留下来。
这场战斗的关键，不只在于最后的反攻，更在于最初那段看似没有胜算的坚守。若当时仓促突围，部队或许能够保存一部分，但新四军东进皖东形成的局面，很可能被顽军重新夺回。周骏鸣的判断，实际上把一场局部防御战，放到了根据地存亡的层面上来考虑。
陈毅后来评价华中抗战形势时说：“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句话点出了半塔保卫战的分量。它不仅是一次以少胜多的防御战，也为随后新四军在华中扩大力量创造了条件。
1958年，来安县开始修建半塔烈士纪念塔。1964年，张云逸为纪念碑撰写碑文，记下邓子恢、周骏鸣指挥部队坚守半塔的经过。周骏鸣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11月转任水利部副部长，因此未参加授衔。谈及这段经历，他只说：“见证革命胜利已是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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