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莹：《从形象到形式：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新论》

《从形象到形式：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新论》，林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版。（本书封面图素材出自清初女画家范雪仪人物故事图册，由故宫博物院藏授权使用。）

内容简介

该书是关于古代小说人物理论的一次积极探索。作者力图厘清文本世界里“人”与“事”的复杂关系，为此引入“文”的双重维度——小说文体意识和小说家文法，调整以往讨论小说人物时惯有的“行动论”（偏重“事”）或“真人化”（偏重“人”）倾向，使人物研究从聚焦“形象”层面转向兼顾“形式”的综合分析。

人物设置与人物功能作为该书两大最重要的范畴，既与中国古代小说整体与本体相关，又涉及小说情节与人物的普遍性问题。

目 录

序 刘勇强

绪论

一、路径和方法：“文”统摄下的“人”“事”关系

二、基础和起点：中西理论资源与研究成果

第一章 人物设置与功能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主导性与适用性：人物设置的决定因素

第二节 流动性与归约性：人物功能的双向异动

第三节 工具性与自主性：“事在人为”的双重含义

本章结语

第二章 从循理到逞技：人物缺席的客观规训与主动求新

第一节 现实伦理与文本逻辑限制的缺席

第二节 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需要的缺席

第三节 艺术处理与理念实践呈现的缺席

本章结语

第三章 从柯枝到花叶：人物增设的现实投映及文本表达

第一节 叙事密度与多种配角的增设

第二节 雅俗观念与“泛指人物”增设

第三节 叙事转向与施事/受事者的增设

本章结语

第四章 从说唱到独造：人物并置的类型与小说发展趋向

第一节 “董超—薛霸”并置模式（同身份人物）

第二节 “索超—杨志”并置模式（对垒式人物）

第三节 “黛玉—宝钗”并置模式（合传类人物）

本章结语

第五章 补充与开拓：人物的文本参与功能及其文体意义

第一节 穿梭与接榫：人物叙述与文本时空的扩容

第二节 照应与贯通：人物叙述对小说整体性的维护

第三节 并行与分化：人物叙述对小说立体性的拓展

本章结语

第六章 变奏与张力：人物复述的表现与文本形态塑造

第一节 复述的叙事需求与形式策略

第二节 说者立场与叙述的多重角度

第三节 借用人物语言的两种“拟复述”策略

本章结语

第七章 破壁与超越：人物评议对文本层级的消融及其指向

第一节 以人物为对象的“互评”：叙述者定评的缺陷和对策

第二节 以名物为对象的“评释”：信息呈现与文本风格协调

第三节 以事件为对象的“评述”：立场表达与事实依托

余论：与小说文体的现代指向殊途同归

本章结语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刘勇强

十余年前，林莹开始进行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时，我就十分看重她的选题与思路。因为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人物论始终是一个热度不减的话题。

《娇红记校证》

同时，人物论又上通主题论，下联艺术论，可以说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中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小说研究基本格局。

遗憾的是，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领域，而无论是人云亦云的附和，或是你是我非的争执，实际上都基于同样的立场与方法，也就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当成一个真实存在人物，加以评头论足。

人物能成为永远的话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毕竟一千人可能有一万个哈姆雷特，造成了人物论长期在同一层面叠加、商榷、更新，兜兜转转，说新似旧，难以深入。与此同时，人物作为小说艺术世界的核心，其功能意义又可能因囿于人品分析而未得充分展开。

症结在于，人物研究虽持续不断，相应的理论却一直裹足不前。

米克·巴尔针对人物研究的不足说过，由于人物是“模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没有血肉的纸人。可能正是由于人的这一特定方面，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建立其完整的、合乎逻辑的人物理论。”（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这一说法也许不全面，但揭示了人物研究的一个无法绕行的难题。本质上，人物是一种创造物或“纸人”，但当我们习惯于把人物形象看作“真人”，基于“真人”的历史、社会、道德、心理、性格等研究视野，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作为“纸人”的属性。

正是鉴于传统人物研究的“真人化”倾向及其在西方小说人物、情节、背景“三要素”论影响下的局限，以及“真人化”和“行动论”二者严重分化，难以兼具普适性和阐释力等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弊端。

人物不只是作为一种“形象”的存在，还具有“形式”方面的意义。林莹着力探讨人物的设置与功能及其关系，正是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人物研究的这一转型。

林莹的理论思考是围绕“事在人为”这一中心展开的，力图厘清文本内“人”“事”两个维度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对“事在人为”自主性即人物“真人化”和工具性即人物“非真人化”的辨析，还只是表现了一种文思之巧，由此得出的伟大小说一定是实践了“事在人为”双重意义的经典佳作这一看法，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延伸性的核心判断。正是这一判断赖以形成的基础，显示出“事在人为”不是空洞的理论视角或纠偏，而是能落实、也展开了的一系列理论命题。

因此，林莹引入“文”即小说文体意识和小说家文法，调和前述两种人物观的理论，并不是一种折中性的妥协，而是将人物从单纯的“形象”层面分析，引向“形式”层面的积极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而人物设置与人物功能作为本书两大最重要的范畴，既能与中国古代小说整体与本体相关，又可兼顾小说情节与人物的普遍性问题，极大地展现了强大的理论覆盖面和概括力。

从论述上看，林莹的行文有一个一望可见的特点，就是全书结构整齐，各章节的安排大体一致。

我一边阅读，一边猜想，各章不多不少的三节，是不是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对研究对象特点及其理论内涵的发掘与阐释？

比如关于人物设置，林莹从主导性与适用性这两个人物设置的决定因素出发展开讨论，拈出了三组人物的并置模式，即“董超-薛霸”的同身份人物并置、“索超-杨志”对垒式人物并置、“黛玉-宝钗”的合传类人物并置。

同样，缺席也是人物设置与描写中常见的现象，林莹着重分析了三种情况，即有现实伦理与文本逻辑限制的缺席、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需要的缺席、艺术处理与理念实践呈现的缺席。

这些人物设置中的特殊现象，也许还有可以进一步细分精析的地方，但书中的论述角度与层次，确实是将现有研究未曾留意或专门讨论的问题充分细化，揭示出了它们各具代表性的叙事效果与意义。

比较而言，人物功能更加丰富多彩，不仅在故事层面呈现出林莹所指出的流动与归约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形式，而且在话语层面，也有诸多表现，如书中第五、六、七章专门探讨了人物叙述、复述、评议等功能。

《话本小说叙论》

而在进行这些功能的探讨时，林莹也多从三个层面展开，如关于复述，林莹从复述的叙事需求与形式策略、说者立场与叙述的多重角度、人物复述形式的两种策略三方面进行讨论，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复述的表现与文本形态塑造间的关系；关于评议，她则从人物为对象的“互评”，阐述了叙述者定评的缺陷和对策；从以名物为对象的“评释”，说明了信息呈现与文本风格协调；从以事件为对象的“评述”，分析了立场表达与事实依托，这一讨论足以概括人物评议既使不是全部、也是最重要的叙述功能。

显然，上述的三层立题结构，并不代表林莹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切割与实际论述的全部层次，文中有很多节题下有所谓“多种配角”“三种情形”“多重角度”“两种策略”之类概括，都在同一层面下，又作了进一步的条分缕析，充分表明了人物超出形象个体的丰富内涵，具有广泛而鲜明的特征性，也可见研究者系统深入的求索精神与论述的内在学理。

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关于古代小说中的人物互评描写，论者往往从人物关系着眼，这自然不错，而林莹则更强调其叙述功能，指出它“使评议声音不再是单向的，人物所发的各类观点错杂交织，构成了网状舆论场域”，而这“除了能够改变定评的单向性，还能间或暗藏作者意旨，消解以往由小说叙述者‘居高临下’与集体评价‘众口铄金’所合力熔铸的权威性”。

红楼梦剪纸

为此，她又结合《红楼梦》的人物互评，说明它“之所以能对此单一化有所扭转，就因为它深度挖掘出了同一人物的不同特点、同一特征的不同维度，乃至同一维度的不同立场。”不但如此，她还追溯古代小说相关现象的多方呈现与历史演变，并以中西小说理论的论述作参证。

整个论述旁征博引，理据兼备，很有参考价值。——关于旁征博引，我还想特别提醒读者留意一下本书大约有七、八万字的注释部分，它不仅反映了规范严谨的学风，更表现了正文的立论基础、斟酌过程、发挥前景等等。

如果要概括本书理论探讨的意义，袭其一分为三的思路，我以为也有三层原因和表现。

其一，书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符合古代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有助于把握古代小说文体与内在艺术结构的特点。

如前所述，以往很多人物论关注的主要是人物个体的形象塑造的问题，其中形貌刻画、言行特征、心理描写等等，多多少少也会涉及文本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以思想层面为主，而林莹探讨的重点是人物的文本参与功能及其文体意义，涉及到人物叙述与文本时空的扩容、人物叙述对小说整体性的维护、人物叙述对小说立体性的拓展等诸多表现，而这些表现都与文本的生成和实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小说创作的规律性特点。

尤为可贵的是，林莹的探讨并不是用古代小说为现有理论作注脚，而是努力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发现的新命题，拓展理论思维的空间，例如她指出，顺叙、插叙、倒叙、频率、停顿等现象，西方叙事学习惯置于“时间”维度下讨论，但若与小说人物的“叙述”能力相衔接，就能觉察到小说叙述与人物叙述像是马路与天桥的关系：主线部分留给机动车，需遵守交规，秩序井然，即小说叙述不随意拨转时间，次线部分交由行人，可随意走动，四通八达，亦即人物叙述可以从当下自由穿梭至过去和未来。这一形象化的比喻，来自于对小说创作规律的发现和总结。

《中国叙事学》

“以言记事”也是林莹总结出的重要叙述现象，她指出在《燕丹子》中：

燕太子丹寻士为己复仇，故事时间起于太子质于秦，止于荆轲刺秦未果；空间不外乎秦、燕两国：此即小说叙述之时空范围。人物的叙述可解放这个颇受拘束的时空体。田光向燕太子荐荆轲，说“（荆轲）尝家于卫，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荆轲欲取樊於期之首，劝之云“闻将军得罪于秦，父母妻子皆见焚烧……”。时间意义上的过往和空间意义上的卫地，假借人物叙述无远弗届之便随口道出，轻松跃出了小说叙述的时空樊笼。

由对这一简明例证的精当分析出发，她又考察了《三国演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词话》《红楼梦》《聊斋志异·辛十四娘》等大量例证，全面阐释了人物语言叙事功能的强大与灵活及其在历史演变、题材类型的表现。

其二，书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符合小说史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揭示不同时期小说的历史特点与地位。

应该说，通过人物来看待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史，这是一个既传统，又具有挑战性的命题。从传统的角度说，人物形象的演变在古代小说与小说史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从挑战性的角度说，如何把握人物形象、特别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功能、形式上的小说史意义，还鲜有深入的讨论。

而这可能正是林莹人物论值得重视的一个理由。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

例如书中探讨的人物并置的三种类型，就是与说唱到独造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林莹看来：

人物的增设、并置主要出现于白话小说之中，但又不属于同一种情况。人物增设涉及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一与宋元社会市井生活的表现力和接受期待有关，二与白话小说的崛起、小说篇幅由短入长过程中必然需要的人物连缀功能有关。

书中论及的人物并置种类较多，一部分离不开说唱系统、元曲句式的影响，一部分与作家的思想和审美表达有关。

而文体的差异、重心的偏向都会促使人物设置有所调整，比如在英雄传奇当中几乎缺席的人物，到了世情题材的小说里极有可能一跃变为叙事焦点；公案小说素材到了话本小说之中，身在官府的判案人不再如先前那样饱受关注，与案件相关的细民的行动、内心反倒成了更为要紧的；单部杂剧里呈现的张飞、李逵等复杂性格特点，到了长篇小说中不得不有所取舍，变得扁平化了，为的是服务情节主干和小说中心。这些事例无一不说明，人物设置与文本及其背后的传统、所处成熟阶段、表达和接受的期待密切相关，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这种对人物并置的考察，兼顾了文本特点与历史发展，系统周到，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其三，书中的诸多理论命题符合小说研究的文学属性，有助于提高文学感悟的理论思辨水平。

《中国小说写人研究》

从“形象”到“形式”，有一个陷阱，就是容易与小说的文学属性疏离，这也是近些年很多理论方法的通病，而传统的人物研究虽然看上去与艺术研究相通，但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缺陷。

本书虽然它以理论探讨为重心，但在涉及具体作品的分析时，却始终密切联系小说家的艺术实践，使理论阐释与艺术体验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有效的统一。

林莹认为，不同的小说文本形态，具体到不同的篇幅、语体、类型，对于人物多寡、轻重的布局要求各有不同。按照这一思路，她在分析人物缺席这一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习焉不察的现象时，就在历史发展中提炼了不同性质的缺席类型，显示了理论思考的概括性。

而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众多实例的分析，揭示了人物缺席的不同文学意义。对人物的增设的论述也是如此，林莹既指出了叙事密度与多种配角的增设、雅俗观念与“泛指人物”增设、叙事转向与施事/受事者的增设等不同表现，又对这些增设的实际描写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

例如据林莹定义，“泛指人物”指的是与小说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特定人物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主要以“众人”的复数形态出现，一般指行人、邻人、乡人，间或径称“有人”。这种人物在以“形象”为中心的论述中，常常是被忽视的，但在小说的叙述乃至整个作品形象体的建构中，都有重要功能性作用。

《探索：小说人物的塑造》

林莹指出，“泛指人物”的设置是白话小说叙述趣味和文体风格的一种表征，可以是场面感的塑造与呈现，又能形成某种舆论乃至霸权，以致于干预情节发展，这些分析，都是从特定的小说情节中提取的，显示了对文学场景的完整而有效的把握。

正是由于符合规律、小说史、文学特性，林莹的研究全方位触及了小说创作的关键问题，有效地提升了小说人物研究的理论意识与水平，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因此，我完全认同这样的结论：

人物不仅是小说所要呈现的客观对象，它还具有主动性，可以参与到叙事过程当中，也可以穿梭于小说的各个层面。人物的叙述功能是对小说叙述的配合和补充，能够完成小说叙述所难以企及的任务。

人物的话语构成了较之小说叙述更为广阔的世界，在时空之间无远弗届，既发挥了一种延拓能力，又能够随时应对小说叙述的需要，补充过去之事或切换新的空间，形成一种灵活而又自然的便利。

而人物在承担复述功能之时，除却客观复述以配合小说叙事之外，还能利用主观的、多元的、变形的各式复述，提供构建情节的动力或叙事的张力。至于人物的评议功能，则能贯穿小说的评者、作者、叙述者、人物等各个层面，为作者提供最经济而不着痕迹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调节由叙述者一手造成的单一和单向性。人物的这些功能均对小说的整体进行了维护，也不断探索和扩充着小说本体的内涵。

林莹之论虽锐意新意，却也并非凭空产生的。

实际上，她探讨的问题以前的人物论乃至早期的小说评点多有所涉及，她可能恰恰是从中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才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概括和分析。

《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吴组缃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如吴组缃先生在他的经典论文《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就指出过：

原作者安排人物，都从整体着眼，摆在某一地位，赋予它必要的作用和意义。我们的评论也应该从作品的整体、从全部关联上看它所摆的地位、所显示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那才有意思。反之，说句笑话，比如我们若把人的鼻子从脸上揪下来，单独拿在手里，讨论这是不是个好鼻子，应不应该在上面戴副近视眼镜等等；这样的讨论自然没什么道理。

吴先生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人物设置与功能的问题，林莹的探讨可以说是与此一脉相承的。我以为，本书也只有放在这样的学术史序列中才更能看出其必然性和价值。

总体而言，林莹经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新命题，初步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物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精研，也来自对中西理论资源的借鉴。因此，我也十分赞同她在最后一章《余论》中的另一个观点：

小说各层由外往内向人物核心区的回拢，或曰人物核心区域的向外扩张，其根柢固然深植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其表现和作用却与小说文体的现代化指向不谋而合。

换言之，古代小说的人物研究及其理论，可以放射到其他相关小说的研究中。我一直以为，小说理论的研究不能绕开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而古代小说的理论性探讨在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能够为小说理论的发展乃至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理论参考。

当然，林莹的人物新论能否真正为人物研究别开生面，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我相信这是值得期待的。为了充实这一期待，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即在人物研究从“形象”转向“形式”的研讨时，读者对人物设置与功能的认知以及能否在其中起到某种作用，也值得思考。

《叙事的本质》

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叙事的本质》曾这样发问：“人物除了决定事件还会做什么？事件若非阐释人物又会做什么？”而“所有的阅读文学的读者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物观与事件观”（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8-169页）。

这似乎意味着，抛开读者将人物当成“真人”而喋喋不休的评论，从“事在人为”的形式层面看，读者的维度或许也可以纳入审视的范围的。

2026年2月28日于奇子轩

后 记

这本书是从博士论文修订而来的。其中第二章“人物缺席”写作时间最早，要追溯到十四年前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了。

彼时我列出几个备选题目向导师刘勇强教授请教，每个题目附上了一小段说明。如果没有刘老师的青睐，那个湮没于众题之中的构思，便不会有继续生长的可能，眼下的成书更是无从谈起。

《请君出瓮：话说典籍里的精妙故事》，刘勇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版。

何其有幸，从本科论文到博士论文，我都是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每次初成一章，当面商谈或去信讨教，都能从刘老师的反馈中感受到思想的滋养，看到自己的不足，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叹服于刘老师的灼识。

刘老师用无远弗届的睿智和包容，托住了我问学路上一次次或忐忑或莽撞的探索；也以一种温煦的光亮，持续地赋予我生命能量。

这样的感受并非我所独有。刘老师对学生们各异的性情、选题乃至人生路径均有极大接纳度，进“退者”，退“兼人”，从不以厉色或令色对待学生，更不以是否合乎自身心意而予以褒贬，这不仅仅是为师之道，可以称得上是人生哲学了。

师门两周一次的“有初学社”读书会，前后持续十七年，唯有刘老师全勤参与；刘老师的微博和公众号，也已累计刊发数千条读书札记：这种以自律自乐为日常的“西游”精神是何等可贵！犀利、宽厚、勤勉、轻盈、先锋、童趣、练达、真淳……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如此协调地聚合在刘老师身上，每一样都是我向往却难以习得的。

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是我探索叙事学的尾声、走向评点学的起始。书内提及余象斗对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评改，便是这一过渡期的缩影。

我的评点学转向，是在博士后导师谭帆教授指导下开启的。由北而南追随谭老师做研究的九年来，谭老师深厚挺拔的学养、才华、风度和人品总是令我敬服不已。尤其佩服谭老师在繁复文献中条分缕析、提要钩玄的功力，在那背后是高屋建瓴的眼光，表现出来则是分寸得宜的文笔。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新编》

第一次见谭老师是2017年暮春，那时谭老师客座东吴大学，孙超师兄和我恰好赴台参会，遂结伴前去拜访。一时未及准备，空手而去，还是谭老师请我们品尝了清甜的莲雾，分别时又与我们同行至楼外。谭老师对学生的指点、支持、信任是全方位的，也常有这样细致入微的关怀。

整本书受潘建国老师、李鹏飞老师与刘老师组成的燕园“小说三剑客”影响颇深——尽管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下。

学术上的启迪无需多言，三位老师共同发起“古代小说前沿问题”笔谈和“古小说研究会”活动，这种学术共同体精神，更是让我时时想念。

《古代小说版本探考》，潘建国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版。

潘老师的课堂如断案般引人入胜，在座者往往浑然忘却时间的存在。大一上学期，我选修拼盘课“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堂作业交给潘老师批改，得分92，那是我涉足古代小说的第一篇小文章，是潘老师给予我最初的正反馈。

李老师从不推却学生学术方面的求助和交流意向，鼓励中文系学子磨炼两副笔墨，多写论文以外的文字。同学们提交上去的开题报告，李老师常写上密密麻麻的旁批再发还参考。

《长安回望：汉唐文言小说考论》，李鹏飞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8月版。

为本书修订提出宝贵建议的还有张鸣老师和李简老师。张老师被师生敬称为“夫子”，到了期末最后一堂课，他会讲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催泪约定，带着相机与同学们合影；夫子的好厨艺，不少同学都有福气体验过。

李简老师符合我对女学者的全部美好想象，选修过“元明杂剧”课程，自己再看杂剧文本，李老师的娓娓讲解便如在耳边。

魏崇新、傅承洲、孙玉明、竺青、段江丽诸位教授在评审和答辩等环节中惠赐建设性意见。商伟教授对本书写作思路的质疑亦使我受益匪浅。写及此处，仿佛看到商老师坐在Kent Hall教室的长桌边，略一沉吟，松弛感与创造力即如电之两极，碰撞出惊人的火花。

诸多朋辈对本书撰写提供了重要帮助。叶楚炎、李萌昀两位师兄高见迭出，惠我良多。朱锐泉师兄逐章阅读批注，我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多份“朱批本”。李远达师兄作为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秘书，不辞辛苦，热忱尽职。同场答辩的蔡芷瑜提议互相检查部分章节。

井玉贵、刘晓军、杨志平、张红波、胡光明、傅松洁、朱姗、孙大海、左怡兵、王文颖、罗墨轩诸位同道，也曾应我之需，不吝分享研究资料。

《摹物不倦：物象与明清小说日常叙事的展开》，刘紫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还记得刚保研那会儿，刘紫云师姐对我说“往后的日子多如树叶儿呢”，如今回顾与师姐在库本室同桌撰文的时刻，已恍如玻璃瓶内的彩色糖果，甜美清晰却不可触及。还好在走出象牙塔、跋涉于现实的漫漫途中，仍有这些有静气、有灵气也有勇气的同行者，这是我莫大的幸运。

由于长期关注小说人物，我逐渐对“人”的本体性（真我）与功能性（角色）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有了更多理解。这种认识不觉间已跃出课题的范畴。

所谓“本体性”，指的是做某件事与否由我决定，面对事的态度也反向定义了“我”是谁；“功能性”指某件事虽由我完成，但我仅是此事的偶然介质。太多客观存在或萦绕于心的困境，即源于将功能性与本体性牵混一处，甚或彼此倒置。唯有辨清二者，才能以必要的清醒、最大限度的自由应对纷繁世相，同时也担得起分内之责任。

《英雄、情人、势利鬼、恶人：28个英国小说人物的秘密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马瑞瑞老师工作耐心高效，张弛有度。书内引用大量俗文学材料，不同于通行写法的异体字所在多有，无不逐字经过马老师与同事们反复提醒。今据学术规范悉遵底本，并非校审不力，还望君子明鉴。其余疏忽错漏，亦当由我承担。

故宫博物院覃天老师协助封面图授权事宜，我的硕士生蔡潇潇帮助处理相关文书。同济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朱崇志、刘强、崔铭、周茜、沈鸣鸣诸位前辈对我关照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父母公婆教会我质朴谦逊、与人为善，为我创造了安心治学的环境。感谢爱人维加和一双儿女。与你们结缘此生、携手前行，构成了我之为人的“本体性”。

最后，感谢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我诚恳地等候每一份批评。

2026年5月4日于沪上近琴室

《情节与人物：找到伟大小说的平衡点》

个人简介

林莹，福建漳州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古代小说、数字人文。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先后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文艺研究》《文献》《数字人文》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著有《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新编》（与谭帆教授合著）、《娇红记校证》。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各一项，入选同济大学首批人文社科学术新锐支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