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李木生：朱光潜服不服鲁迅的批评？

山东大学副校长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发有 为《文学现场》题词

朱光潜服不服鲁迅的批评？

◎李木生

《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朱光潜以《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反省与批判自已的文艺思想，比如阉割了诗人陶潜，“我把《述酒》、《咏荆轲》等诗所代表的陶潜完全阉割了，只爱他那闲逸冲淡的一面”等。他的这种反省与自我批判，暗含着对于二十年前鲁迅对他批评的回应。

1935年12月《中学生》第60期上，登载朱光潜的文章《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由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说起，得出“静穆”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的结论，并以晋代诗人陶潜为这种境界的典范，指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此文发表只十几天，鲁迅便在当月的18、19两天写出了《“题未定”草（六至九）》、并在之七集中予以指名道姓地回应。“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剀切，平实，直击；同时鲁迅又在之七的结尾，得出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不仅切题，又对是对于整个文学艺术的总结：“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朱光潜当时已经深受青年学子们的喜爱。他的《给青年十二封信》《谈美》一版再版，影响巨大。鲁迅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中国那时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急与民族苦难，意在聚集起一些反抗的力量。而当时的文坛，恰恰充斥着各种脱离实际的乱象，更何况面临着国民党政府日益收紧的文网与压迫，鲁迅《准风月谈》、三册《且介亭杂文》、《伪自由书》等等，光是书的名字就显示着酷烈的现实。鲁迅说他没有“私敌”，对朱光潜的批评尤其如此，是郑重的，甚至是善意的，而且批评的背后还有着对于朱光潜做人的尊重在：没有辛辣的讽刺，也没有非逼到死角的势不罢休。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反对将羊群领到屠宰场的“导师”的，不仅自已不去做什么青年们的导师，也警惕以青年导师自足的形形色色，“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他从《狂人日记》起，直至他离开这个让他无比牵挂的人世，一直在做揭示、反抗、呐喊与疗治的事情，让自已的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中国的大地上，意在让学生、战友、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在认清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觉醒起来，不为一切的“蒙”与“骗”误导。

朱光潜的《给青年十二封信》一书，鲁迅一定是看过的，也有着不同的意见。1933年3月18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人话》的杂文，就不指名地说到过朱光潜的这本书：“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在这里，鲁迅用了“诓骗”二字，分量有些沉重，仔细品咂，似在矫正审美活动中脱离实际的倾向并有着害怕青少年被误导的担心。鲁迅与朱光潜，都是中国美学的先行者，朱光潜更是中国美学的集大成者，他们有交集与分歧是自然的。

其实，二十年前鲁迅就已经对于朱光潜有过批评。1926年11月号上海的《一般》月刊，发表朱光潜评周作人《雨天的书》，以特别欣赏的笔调说“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评论中还有这样的闲笔：“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虽然此时鲁迅早已与二弟分手，但对于二弟的朋友与吉言，从情感上还是亲近的。即便如此，事涉新文化运动的原则，鲁迅还是迅速予以回应：“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1926年11月11日夜《写在<坟>后面》）自从在“‘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狂人日记》），鲁迅对于维护压迫统治的旧文化从不妥协。

这种分歧，还有着他们所走道路的不同。尽管在批判国民党专制政府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近的认识，但鲁迅是当年左翼文坛的领袖，而朱光潜则对某些“左翼”人士有着不屑与厌恶。但是深一层看，对于一些“左翼”文人的“革命脸”，他们有着共同的蔑视与厌恶。

对于鲁迅的这些批评，朱光潜到底服不服呢？金绍先曾回忆1941年见到朱光潜时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朱先生承认，那是他在以往所受的一次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朱先生说，鲁迅文章中的一些措词用语表明，他本人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况且对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我很了解，为避免陷入一场真正的笔战，因此我决定沉默。”看来，朱先生内心深处有着与鲁迅不同的看法。比如关于“摘句”，朱先生仍然坚持自已的想法：“古诗往往以名句的形式流传于众口，这并不等于割裂了诗的全篇，恰恰是在全篇的烘托下，才产生出名句，恰如一座金字塔，在尖顶之下是巨大底座，它是浑然一体的，但我们终不因它是浑然一体就不去区别其尖顶和底座，无论如何，金字塔的尖顶总会吸引大多数人的更多注意的。”但朱光潜又有心悦诚服的地方，他说：“陶渊明《读山海经》、《咏荆柯》等诗，的确也有'金刚怒目之态，我说他浑身都是‘静穆’是不准确的。”1948年，出版《诗论》增订版的时候，朱先生专门增加了《陶渊明》三章。这既是听从鲁迅“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意见，又是在表达自已并非仅仅浅尝辄止，而是对陶渊明与诸多古代诗与诗人有着全面扎实的研究。1940年，朱光潜写下《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也有过对鲁迅的直接批评：“第一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西文语言组织。这风气倡自鲁迅先生的直译主义。”

但是到了1956年朱光潜以《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进行全面反思与否定自已的时候，则是在他承受了长期而深重的压力之后的妥协。1948年3月，由党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邵全麟发表重头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批判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就点了朱光潜的名。此后，蔡仪《论朱光潜》、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荃麟在《朱光潜的卑怯和残忍》等，都对朱光潜有着激烈的批判。当年，朱光潜曾是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名列第三的重要人物。但他对国民党的前途是悲观的，1974年，朱先生回忆这段时光时重现那时的心情：“大陆这一大片江山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孤岛能保得住吗？”压力之下，他甚至早在1949年11月就在《人民日报》上登载过《自我检讨》。后来，当然又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长达十年的运动，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但他的妥协，让他躲过右派的劫数，还有物质与政治待遇的根本改善——但在他内心深处，于艰难的荆棘途中赢得了写作与翻译的机会与时间，才是他生命的根本。当他从垃圾堆中发现自已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并在马士沂的帮助掩护之下，完成四卷本的《美学》翻译巨著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曾经专门提到过鲁迅对于她的老师朱光潜的批评，并暗含着不平。其实，仔细地想想，比起自已所承受的压力，晚年的朱光潜，当会在内心深处，对于鲁迅的批评，有着某种钦服——毕竟，鲁迅当年也承受着围剿与通缉的逆境。

2022年12月19日星期一草成于济宁垦荒斋

李木生，散文家，发表出版散文作品300余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美文》《作品》《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三百余种选本。散文集《火凤凰》入选《中国散文六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