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见的真事：做人做事，心术不能歪，恶言不能出，不然栽跟头是早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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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快八十了，这事儿是我亲眼见、亲身经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堵得慌。

解放前那几年，我们村有户大地主，家里又种地又做生意，有钱有势。他家请了个先生，二十出头，又当教书先生，又当账房先生。人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一身灰布长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模样是真周正、真帅气。说话轻声细语，对谁都客客气气，脾气特别好，账算得明白，书也讲得清楚，主家、佣人都敬重他。

后来，地主婆的表弟一家三口，从几十里地外的深山里投奔过来。那家人几代都是雇农，穷得叮当响，实在活不下去了。地主婆心一软，跟当家的一商量，就把他们留下了，名义上是帮工，干点杂活，其实跟长工也差不离。

他家那小子，当时十五六岁，长得也还行，可跟人家先生一比，就差远了。这孩子野得很，坐不住，压根不爱念书，可他爹妈逼他，表姑也就是地主婆也逼他，非要他跟着上课识字。他不敢顶撞长辈，一肚子火气没处发，就全都记恨在教书先生身上。

他知道先生老实、脾气软，不会跟他计较，就在课堂上故意捣乱。接话茬、搞小动作、扔纸条，怎么恶心人怎么来。后来还想拉拢地主家的两个表哥一起挤对先生。那两个表哥比他大半岁一岁，明事理，不仅不跟他一伙，还总劝他，有时候急了就当众骂他：“不想上课你就滚出去，别在这儿耽误大家！”

他面子丢尽，心里恨得牙痒痒，一门心思要报复先生。

没过多久，附近团防局的局长到地主家做客，带了好几个随从。这小子一看机会来了，趁人不注意，偷偷摸摸凑到随从跟前，小声嚼舌根：“我看那个教书先生不对劲，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共产党，抓着就可能没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就这么一句没影儿的话，当场就把教书先生给抓走了。

后来听说，先生在团防局没挨严刑拷打，可几天几夜不让好好吃饭，不让好好睡觉，连吓带熬，人瘦得脱了相，眼窝都陷进去了。最后还是地主家托了关系、花了不少银圆，才把人给保出来。

先生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可他心里清清楚楚，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早就知道是这小子告的密。只是那时候形势太紧，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提，跟往常一样过日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谁也没料到，没几年就解放了。

更没人想到，这个看着文弱的教书先生，真的是地下党员。当年在团防局咬紧牙关不说，是为了不暴露身份、不连累同志。解放以后，他直接到了县里军管会，当了文职干部，有文化、有资历，很受器重，地位不低。

再看当年那一家三口。

因为三代雇农，成分好、根正苗红，一解放就翻了身。他爹进了农会，当上了农会副主席，还是预备党员，在村里风光得很。当年那半大孩子，也长到十八九岁，身板结实，当上了民兵，胳膊上戴红袖章，走路都扬眉吐气。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开始查历史、查关系、查社会瓜葛。

他们家麻烦就来了。

有人说：你们家是成分好，可你们在地主家住了那么多年，吃人家的、住人家的，给人家干活，谁能保证你们跟地主没有勾连？

地主家地被分了，房被分了，差点当成反革命清算，你们心里就不替他们抱屈？

你们对新政权就没有不满？

当年在地主家，你们有没有帮着地主欺压穷人、盘剥百姓？

还有，地主那个远房弟弟，是国民党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军官，跟着反动派围剿过红军、打过游击队，手上不干净，你们跟他有没有联系、有没有通消息？

更要命的是——当年你是不是跟团防局的人告密，陷害过革命干部？你这不是破坏革命是什么？你安的什么心？

一连串的帽子扣下来，父子俩吓得脸都白了，一个劲摇头，说没有、不是、真没有。

不承认？那就来硬的。

在批斗大会上，几个人冲上来，二话不说，一脚一个，把父子俩从高高的批斗台上直接踹了下去。两人重重摔在石头地上，胳膊、腿、脸全磕破了，血顺着往下流，疼得直哼哼，好在没摔断骨头。

拉回农会办公室，还是不承认，当场就被人捆起来，吊在房梁上。有人拿抽马的硬鞭子抽，有人拿粗麻绳往身上狠抡，鞭子抽在背上、腿上，一道道血印子立马就起来了。他爹年纪大，身子弱，没几下就被打得嘴角流血，喘不上气，快要昏过去。

那小子一看爹被打成这样，急红了眼，拼命挣扎，想护着他爹，嘴里忍不住骂了几句。结果更惹恼了那帮人，几个人围上来，对他拳打脚踢，往头上、身上乱揍，打得他鼻青脸肿，站都站不住。

场面越来越凶，有人在边上喊：“把当年团防局留下的夹棍抬过来！还有那个电椅，一块儿搬来！”

有人马上接话：“电椅用不了，打仗把线路都炸坏了，村里压根没电！”

“那就上夹棍！给这爷俩夹手指头，看他们还嘴硬不承认！”

眼看就要动大刑，真要夹上，人不死也得残。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一声大喝：“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是乡里的领导正好下来视察，一进门看见这场景，脸色当场就沉了，厉声说：“我们是人民的政权，讲的是政策，讲的是道理，怎么能学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随便吊人、打人、上酷刑？这绝对不允许！赶紧放下来，停止用刑！”

一帮人这才不敢动手，悻悻地把人放了下来。

刑是免了，可罪没免。

父子俩被当场责令回家，交给村里严加监管，从此就成了被管制的坏分子。

脏活、累活、臭活、险活，全是他们家的。挑大粪、扫猪圈、修河坝、挖沟渠，别人不愿意干的，都派给他们。三天两头被拉去批斗，一有运动就拿他们开刀。原先根正苗红的好成分，一下子变成了“地主帮凶”“阶级异己分子”，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

更可怜的是他娘。

村里几个女的，当上了所谓的贫农代表，手里有点小权，就专门欺负他娘。没事就把他娘叫过去，张口就骂，抬手就扇嘴巴子，一耳光接一耳光，打得嘴角出血，脸肿得老高。批斗大会上，也总把他娘拉上台，站在边上陪斗，受尽羞辱。

还到处造谣，说他娘当年在地主家，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作风不正，破鞋之类的难听话，满村乱传。

爷俩听在耳朵里，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都红了，可一点办法都没有。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动，一动就说你对抗改造、反攻倒算，立马又是一顿打。一家人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

从那以后，只要上面一来运动，一搞斗争，他家第一个被拉出来斗。批斗、游街、罚跪、写检查，一轮接一轮，就没消停过。

等到文革一开始，他们家更是遭了大罪。

一家三口被拉到旁边的公社去管制劳动。

白天给公社看马、喂牲口、扫院子、给干部收拾办公室、挑水劈柴，什么杂活都干。

晚上没地方住，要么睡在冰冷的仓库地上，铺点烂稻草；要么就挤在牛棚里，跟牲口待在一块儿，又臭又冷，一到下雨天，到处漏雨，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

殴打更是家常便饭。

动不动就被刑讯逼问：“你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有没有反动言论？有没有想翻天？”

他说没有，立马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骂他不老实、死不悔改。

被逼得没办法，只好顺着他们说“有、我有罪”，结果还是被打，骂他“既然有罪行，就是顽固分子，更该斗”。

横竖都是错，怎么都逃不过打，打得他浑身是伤，腰也打坏了，腿也落下毛病，干不了重活。

就这么熬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很多年以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他家这才被摘掉帽子，说当年那些事都不成立，属于错斗错判。

可太晚了。

他爹他娘，在长年累月的批斗、殴打、惊吓、劳累里，一身是病，先后都去世了，到死都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到这时候，他才算彻底明白过来，这一切根本不是巧合。

当年地主家那么多亲戚，有的成分比他差得多，有的真跟国民党有关系，都没被这么往死里整，唯独对他们一家，这么刻薄、这么狠、这么不肯放过。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年他年少不懂事，鬼迷心窍，向团防局告了那个教书先生一状，差点把人害死。

而那位当年的教书先生，后来一路平稳，80年代后期，以离休干部的身份退休，待遇好、地位高，晚年体面安稳，受人尊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

他自己呢，一身伤病，一辈子困在农村，身体垮了，家境穷得叮当响，蹉跎到很大岁数，才勉强找了个老伴，日子过得凄凄惨惨，抬不起头。

村里人都说不清，这到底是上面政策的原因，还是那位干部在背后轻轻点了一句、推了一把。

没人抓住证据，没人当面承认，可事情就这么一环扣一环，当年你怎么害别人，后来就怎么报应到自己头上，连带着爹娘一起遭罪。

我今天把这段旧事讲出来，绝不是要丑化哪个时代，更不是要抹黑我们党的政策。

大方向上，党和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好的，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穷苦人翻身做主。

只是这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你早年做了亏心事，说了害人的话，后来落到这般境地，也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躲不掉的。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个别人手里有了点权力，借着运动、借着政策，公报私仇、打击报复。

这种人，哪个时代都可能出现几个，但终究是极少数，代表不了整体，更代表不了党和政府。

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做人做事，心术不能歪，恶言不能出，不然栽跟头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