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浓厚的“家乡情结”，推动我深耕隋唐洛阳城研究

复原重建的隋唐洛阳外郭城正门定鼎门及门内大街。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所写的“雄都”，就是《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一书的研究对象——隋唐洛阳城。

本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用海量史料和二十余年田野考古功底，构建起一个宏大体系，将读者引入那座“崇方尚中、天人合一”的古代都城。整个隋唐洛阳城，除了人间宫殿、皇家游宴之地，还包括寄托信仰的龙门石窟和安放亡灵墓葬的北邙山……这种营建传统上承汉魏，下启后世街巷格局，深刻影响了宋金元明都城格局。

看懂这座都城，便能理解古人的天象哲思和礼制秩序，也能破译这座都城遗址所承载的宏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体系。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 霍宏伟著 文物出版社

拆解古代都城多重维度
按照自内向外的顺序，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可以用城、苑、窟、墓四个字概括

上书房：看了您的《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我不禁赞叹古代智慧，隋唐洛阳城规模之大、构造之复杂超出想象，其周围的山山水水并不是通常以为的“都城背景”，而是城市规划构成要素。这么说，整个洛阳“负邙山、面伊阙、洛水穿城”是主动规划的结果？

霍宏伟：隋唐洛阳城是一座平地起建的全新都城，选址最早是由隋炀帝杨广钦定的。史料记载，隋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炀帝杨广从长安来到洛阳。之后登上北邙山，向南眺望伊阙。可知隋东京城址范围是由皇帝经过实地踏勘而选定的。其大致范围应是北起邙山、南至龙门的伊洛河平原上。

隋大业元年（605年）建城之初，应该有着一整套的规划设计方案，保存在营东京副监宇文恺撰写的《东都图记》之中，遗憾的是这篇图记早已亡佚。

上书房：这种“空间体系”和我们常说的城市布局有什么区别？

霍宏伟：我所提出的“城市空间体系”概念，与以往城市布局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同。

我对“隋唐洛阳城”的含义做了概念界定，提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隋唐洛阳城，仅指该城址城垣以内的宫城、皇城及外郭城；广义的隋唐洛阳城，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区域，还包括城垣以外的某些地区，如离宫别苑、龙门石窟、墓葬区等，从而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我在书里所使用的概念正是其广义。既是指城市外在形态构成的物质空间，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得以体现与展开的社会空间。

按照自内向外的顺序，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可以用城、苑、窟、墓四个字概括。一是城，包括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环绕的城市范围。这样的划分，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在城市物质空间方面的反映，也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层相对应。二是苑，主要指隋唐两代的离宫别苑。离宫分为苑内型、城郊型及县区型等三种类型，别苑即东都城西面的西苑。三是窟，是指以隋唐洛阳城南郊龙门石窟为中心的龙门地区。上述前两部分主体为世俗社会空间，这一部分为宗教社会空间。四是墓，是指隋唐洛阳城城垣之外隋唐时期的大量墓地，大多位于城郊及县区。

洛阳城址图。资料

上书房：如此规模的古代都城，核心城区与郊野空间之间是如何联动的？

霍宏伟：我先举几个例子。例如，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宫城、皇城可谓政治空间，位于城南郊的龙门石窟可以视作信仰空间。龙门东西两山风光无限，加上伊水中流，景色宜人，也是唐人游玩赏景的绝佳胜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撰《修香山寺记》，对龙门山水大加赞赏：“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都城居民是具有流动性的，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对龙门钟爱有加，流连忘返。

武则天曾在龙门举办诗会，富有戏剧性的“龙门诗会夺锦袍”故事见于《旧唐书》中的《宋之问传》：“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清明时节，居住于洛阳城内的人们纷纷骑马、乘车赶往南郊龙门、踏青赏景的场面使人神往，“城中歌舞纷相乱，侠客骄矜仙结伴”。

还有城外墓葬与都城之间的关系。两者是阴阳对立的二元世界，还有着知古鉴今、吊古怀今的含义在其中。墓地是生活在城市人群的归宿，也是每一个生命个体发展链条中的终极一环，寄托着逝者亲属的哀思。墓地一般位于隋唐洛阳城垣之外的城郊及县区，以位于城外北面的邙山最为著名，因历代坟茔数量众多，以至于“无卧牛之地”。在洛阳城内洛南里坊区履道坊住了18年的白居易，曾有多首诗作描写城外北邙山上的冢墓，比如“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等。

比较洛阳城与长安城
每一座平地起建的都城，均会打上建都时当朝皇帝深深的烙印

上书房：隋炀帝把洛阳定为东都，也就是陪都，武则天改唐为武周，将洛阳定为正式都城，改名神都，它的营建始终伴随政治更迭。是先有政治构想，再落地空间营建，还是反之？

霍宏伟：我想说明一下，除了武则天时期作为神都之外，隋、唐时期洛阳的地位并非一直都是陪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仁寿四年（604年）炀帝即位，诏以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年）营建洛阳新城于汉魏故城西十八里，迁都于此。此后长安仍居‘京师’之名，但朝廷百官常驻东京，成为实际上的首都，大业五年改称东都。”唐天祐元年（904年），大臣朱温毁长安宫室、百司及居民庐舍，将一些建筑用的木料运往洛阳，昭宗及其官属、长安居民移至东都，这是将大唐国都由长安迁到了洛阳。

唐贞观六年（632年），太宗李世民改隋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显庆二年（657年），高宗李治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盛唐时期的洛阳与长安形成“东西两京制”。

隋东都城营建之初，决策者是有政治构想的。隋炀帝的政治理想是“慕秦皇、汉武之事”，反映在都城营建方面则是“盛治宫室，穷极侈靡”，当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地形、水系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从城垣范围内来看隋东都城南北中轴线，它是偏西侧的，并非处于全城东西对称的中央位置，应该是受到了地形及轴线西侧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的限制。

洛阳龙门西山唐代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霍宏伟 摄

上书房：很多读者会将隋唐长安与洛阳并置比较，关于长安的研究成果更多，对比同一时期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空间体系各有何独特性？

霍宏伟：套用一下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公式”，隋大兴—唐长安城的空间体系基本上包括城、苑、墓。该城南北中轴线居中，左右均衡对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建中立极”的典范。

每一座平地起建的都城，均会打上建都时当朝皇帝深深的烙印。如隋文帝营建新都，将其命名为大兴城，宫城正殿名大兴殿，因为杨坚最早是被封为大兴公。隋东都洛阳城同样带有隋炀帝杨广鲜明的个性，其“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

长安城与洛阳城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城垣范围内面积广大，中轴线居中，左右对称，特点是“严整”；洛阳城则是洛水穿城而过，中轴线偏西，西苑面积广大，特点是“灵动”。

将自己代入那个时代
我作为洛阳人，家乡情结持续推动着我从事“情感考古”

上书房：您的研究跳出“点状遗址”，强调古代都城的整体关联性，是什么促使您深入开展这项研究？

霍宏伟：有一些其他学者所缺少的特殊契机，促成了我的这项研究。

1988年至2004年，我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特别是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大遗址保护”概念之后，各地大遗址得到进一步重视，我相继参与了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与资料准备工作、独立完成了隋唐洛阳城遗址相关建档工作等，这些都是充分了解和掌握该城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十二号街坊，应该属于隋唐西苑遗址的范围内。以纵、横街道相互交叉、划分出若干个方块形区域，如同棋盘格，每个区域内建一些楼房或平房，供人居住，称为“街坊”，这种现代城市中街坊的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里坊制”。

我上小学时就去参观过龙门石窟，看到龙门山上大大小小窟龛中的石佛像，深感震撼。我在洛阳上学、工作三十多年，借助地利之便，先后实地踏查了隋唐洛阳宫城、皇城、外郭城的诸多遗址点，参与发掘了城内里坊区的砖瓦窑址、城南郊龙门地区的奉先寺遗址，以及城外的唐代墓葬。这些隋唐遗址考察与发掘的亲身经历成为我后来深耕这个研究项目的强大动力，浓重的“家乡情结”，持续推动着我从事这项“情感考古”工作，这是我作为洛阳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复原重建的唐代宫城主体建筑明堂与天堂。霍宏伟 摄

上书房：您与这片土地渊源深厚，但若没有扎实的学术积累，光凭“感情”，也很难形成“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这种系统观念。

霍宏伟：这种观念的形成，我是受到张勋燎、严耕望等先生治学主张的启发。张勋燎先生反复强调一定要有体系观念，“树立学术体系观念是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对从事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宏观上，应有“体系观念”；在微观上，要有“问题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严耕望先生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不但要掌握核心地区时间性的发展，也要掌握广大空间全面性的发展，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我这种观念，也可称之为‘整体的中国历史观’。”这种体系观念对我启发很大，由此我提出了“都城考古研究的整体观”。

以往研究隋唐东都城，有的侧重于城垣以内的宏观论述，有的探究宫城、皇城、东城及含嘉仓城等核心区域的布局。对于外郭城里坊建筑、坊内居民等问题探讨较少；对于城外墓地的研究，大多只是零星墓葬的发掘简报，或是有关墓葬、墓志的个案分析，缺乏资料的整合，鲜有在宏观上对一座城市做通盘考虑的，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关于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合工作。

上书房：把分散的考古点编织成一套完整体系，在这种整体性研究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很多困难？

霍宏伟：这种整体性研究如同面对散落于地的许多珍珠，需要俯身一一捡拾，集中起来，用一根丝线将其穿连在一起。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类型多种多样，分布零散，搜集资料要下笨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编撰考古发掘资料、历史文献资料两类长编。要将各种资料整合在一起，的确难度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很重要，它就是那根贯穿这些珍珠的丝线。

关于城市考古研究方法，我记得当时一直在向宿白、徐苹芳、刘庆柱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学习，认真研读他们有关城市考古与历史研究的论著，坚持写读书笔记，并思考如何将其方法运用于自己的探索之中。我的博导霍巍、硕导黄伟两位老师循循善诱，教给我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让我在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获益良多。霍巍老师还为这部新书写了序言，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上书房：您说过，这项研究需要同时处理考古发掘简报与报告、传世文献、出土碑刻墓志、古代图像遗存等多元材料，当考古发掘遗址与历史文献出现矛盾时怎么办？

霍宏伟：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考古发掘出的遗址与历史文献出现矛盾时，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

考古研究是一个不断刷新认知的过程。例如，现在复原重建、位于隋唐洛阳宫城明堂西北侧的天堂，已成为洛阳的地标性建筑。1977年至1979年，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圆形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当时洛阳考古界习惯称其为“含元殿”，究其原因，据文献记载，明堂被毁后另建新殿，新殿被称作含元殿。

我手头保存有一份1980年5月13日洛阳博物馆油印的内部资料《洛阳唐宋宫殿发掘情况介绍》的复印件，执笔者在“结语”中谈到，发掘出的石砌圆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唐代的明堂或者天堂的建筑遗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明堂，只不过位置不在中轴线上。1986年，在该遗址东南、全城中轴线上，又发掘出一座唐代圆形柱基坑。经过前辈学者们结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的认真分析，最终确认第一座圆形建筑基址应该是天堂遗址，第二座圆形柱基坑为明堂遗址。

2004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文化西路，即隋唐洛阳城厚载门以南约1公里处，清理出一座唐代石砌水利设施。有学者认为，这一水利设施为分洛堰。《河南志》所记分洛堰“在厚载门外十八里”，以一唐里等于540米计算，约合今9.72公里，而发掘出的石砌建筑北距厚载门约1公里。究竟是文献记载里数失实，还是该设施并非分洛堰，尚无定论，有待做进一步考证。

这两个例子说明，某些考古学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一步到位，有时需要长时间的资料积累。当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将迎刃而解，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原址重建的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程永建 摄

上书房：都城考古会不会陷入“复原想象”，会不会用后世的城市观念去推测隋唐时期人的空间认知？您如何将自己代入隋唐人对空间的理解之中？

霍宏伟：我认为不会，因为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实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们研究隋唐洛阳城，尽可能站在古人的角度来探讨这座都城的空间。认真研读历史文献是一个重要路径，有近10种历史文献对该城的建筑空间进行了有序的记述。通过分析历史文献的记述内容及其排列顺序，有助于我们对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建构。这些文献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详细记述了宫城、上阳宫、皇城、东城、外郭城及西苑的建筑范围、形制结构等，如《大业杂记》《两京新记》《唐六典》等；另一类除简要叙述都城基本情况外，还记录了都畿之内所辖府县及县境内的离宫、陵墓等，如《隋书·地理志中》《旧唐书·地理志一》等。

神秘古都的当代启示
隋唐洛阳宫城制度，对后世皇城改扩建工程及宫室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读书周刊：放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脉络当中，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为后世宋、元、明、清都城规划留下了哪些制度与空间层面的遗产？

霍宏伟：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开始大规模的都城营建，显示出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东渐态势，后来的五代、北宋，乃至元、明、清三代，都城东移趋势不断得到加强。洛阳宫城、皇城井然有序的空间布局、宫城门殿纵列制度等，影响到宋、元、明、清诸代宫城制度。

将东都城放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能体会到其在我国都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城市史发生巨大变化，开始于中原。北宋汴京城从封闭式里坊到开放式街巷的转变，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商业性大城市，应有其历史的传承，要从洛阳城寻找根源，因为在唐末五代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洛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在探讨由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的过程时，会追溯到五代后周时期，经常引用周显德三年（956年）的诏书。实际上，至少在五代后唐时期，洛阳城已出现了这种街道。唐末五代时期的洛阳城是探讨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的典型个案，应当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隋唐洛阳宫城制度对北宋初期都城汴梁皇城改扩建工程及金元明清的宫室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史》记载：“（北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由此可知，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发展脉络是通过隋唐洛阳城的城市制度向后世都城接续演进的，因为隋唐长安城在唐末已被朱温所毁，隋唐洛阳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今天，当我们漫步于北京明清故宫午门前，透过“凹”字形平面布局与高大宏阔墙体之上五座金黄色琉璃瓦顶的建筑组合，仿佛能够感受到1300多年前隋唐洛阳宫城正南门应天门（俗称“五凤楼”）建筑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这就是历史传承的永恒魅力。

上书房：今天隋唐洛阳城遗址已经成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对象。您提出的“空间体系”视角，对当前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可以带来哪些启发？

霍宏伟：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一定要有体系观念，要具有整体观。从时间层面来看，除了大遗址本身的保护之外，还要考虑大遗址后续衍生出新遗址的保护，如隋唐洛阳城址基础上诞生金元明清时期洛阳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就空间层面而言，不仅要保护大遗址的核心区域，而且还要兼顾其周边遗址的保护，如隋唐洛阳城遗址城圈范围内的考古遗存固然重要，但其城垣之外的离宫别苑、龙门石窟、隋唐墓地等亦需得到应有的重视，要有“大遗址保护一盘棋”的眼界与格局。

读书周刊：当下大众对洛阳城的兴趣持续高涨，影视、文旅不断重构公众心中的洛阳城，您如何看待大众想象、文旅叙事，和考古复原之间的距离？
霍宏伟：应该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即准确、客观。不能是“一分材料说十分话”，演绎、夸大、戏说都不可取。国博已故文物专家孙机先生对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科学态度值得大力提倡，他认为“艺术真实当然不能缺少，但是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大众想象、文旅叙事的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事实。

上书房：您接下来还会进行相关研究吗？

霍宏伟：我将把这部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再改写成一本科普读物《雄都定鼎地：隋唐洛阳城考古记》。“雄都定鼎地”源于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登高望洛城作》：“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此书便于阅读、有利于知识传播，可以增强社会大众对于隋唐洛阳城的进一步认识。

原标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浓厚的“家乡情结”，推动我深耕隋唐洛阳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