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南京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陈毅面对一份特殊的报告,落款人物是方步舟。这个人刚率部起义,却又曾经是红军师级干部,1937年还带枪投降过国民党。功与过纠缠在一起,处理起来并不简单。
陈毅没有长篇批语,只写下八个字:“将功折罪,既往不咎。”这句话不是替方步舟抹去历史,而是承认他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对人民解放事业确实有实际贡献。
事情要从溪口说起。
1949年2月,国民党第三绥靖总队从武汉调往浙江鄞县,任务是加强蒋介石奉化溪口故居外围的警戒。总队副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方步舟,忽然发现自己距离蒋介石父子很近。
这对他来说,是危险,也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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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步舟早已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寻找时机率部起义。原定计划是在4月23日凌晨发动行动,控制蒋介石父子,再率部转往四明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合。若能成功,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但计划还未实施,内部便出了问题。
方步舟曾把起义打算告诉亲信杨俊、郭挥日。郭挥日的一名部下葛国辉得知后,向总队长刘培初告密。刘培初起初并不愿相信,毕竟两人是同学、同乡,也是他亲自请方步舟出山担任副职。
有意思的是,蒋经国此前也对方步舟有所警惕。他曾提醒刘培初:“方步舟一定有问题。”刘培初却认为这是多疑。多年后,蒋经国回忆,当时方步舟曾坐在火盆旁,低头听着他们谈话,表现十分反常。
4月20日,刘培初先下手为强,调集第三、第五大队,突然向方步舟率领的第六大队发动攻击。黑夜之中,部队仓促应战,重机枪连被冲散,伤亡严重。方步舟无力再执行原来的突袭计划,只能率部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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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他手下有1400余人。一路激战、溃散,抵达宁波望乡桥时,只剩下不到800人。4月23日,方步舟率余部宣布起义,随后进入四明山乌岩村,与四明山游击队会合。
经过整编,方步舟部有650人加入人民解放军,并带有轻重机枪、步枪、卡宾枪等武器。部队后来编入第22军第64师第191团。四明工委还将这支队伍称为“光明部队”。
然而,接收部队的干部很快遇到了一个难题:方步舟的过去,不能回避。
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
1900年,方步舟出生于湖北大冶。1920年进入武汉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他经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贺龙部队,并在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之后,随队伍转赴井冈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方步舟长期在湘鄂赣地区活动。他曾任红军师长、政委,参与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1931年,湘鄂赣方面急需军事干部,陈寿昌向毛泽东点名要人,毛泽东曾表示:“除了方步舟,其他人你可以随便挑。”
这句话,反映的是方步舟当时的军事能力。
1934年,湘鄂赣根据地遭受严重打击,方步舟奉命收拢失散部队,重新组建红十六师。到1935年春,部队一度发展到5000余人。后来敌军重兵围攻,红十六师损失惨重,师长徐彦刚负伤后牺牲,方步舟也因作战失误受到处分。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36年至1937年间连续发生的打击。
西安事变后,方步舟对形势判断失误,所部再次遭受损失。他被撤销职务,随后因据理抗争被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国民党方面以救治妻子为条件,逼迫他投降。
方步舟最终动摇了。
1937年3月21日,他携枪离开红军,5天后向国民党军投降。妻子见到他时曾哭着说:“你不该来。”方步舟回答:“我是来救你的。”这几句对话,解释不了全部责任,却能看出当时个人感情与革命立场发生了剧烈冲突。
投降之后,方步舟虽然声称不愿出卖旧部,但他掌握的情况仍然给湘鄂赣地区党组织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后的抗战岁月里,他参加过抗日活动,也没有完全成为国民党系统中的普通军官,可1937年的投降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事实。
所以,陈毅的批示才用了“将功折罪”四字。
方步舟在1949年率领数百人起义,并非一场偶然的临时转向,而是他重新选择政治立场的实际行动;但这次行动也不可能替代此前造成的损失。陈毅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处理:功,要承认;过,也不掩盖。于是才有了“既往不咎”,而不是“既往无过”。
这份批示后来由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上报南京总部后执行,方步舟本人也随部队接受改编。一个曾经的红军师级干部,经过投降、任职、起义,最终以重新回到人民军队的方式,结束了这段反复曲折的军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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