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3世纪中叶，齐国都城临淄，一场宫廷宴席突然被刀光打破，纵横家苏秦倒在席间。那时天下尚无“皇帝”，掌权者是齐闵王。苏秦身受重伤，眼看难以活命，却没有急着追问刺客来历，而是向齐王提出了一个极其反常的请求：自己死后，要公开宣称他是燕国细作，并将尸身车裂于市。
这个请求听起来近乎荒唐。苏秦明明是齐国重臣，齐闵王为何要配合这样的安排？答案藏在战国政治最冷酷的一面：一个将死之人，仍能利用名声、利益和人心，布置一场反向追凶。
关于苏秦的经历，后世传说很多，甚至把他与“六国合纵”完全连在一起。可据《史记》记载，苏秦晚年活动的重点，已经从游说诸侯转向燕、齐两国之间的权力较量。他曾受到燕国重用，后来奉燕国之命进入齐国，身份表面上是客卿，实际承担着牵制齐国的任务。
燕国与齐国的仇怨，并非一句“争夺城池”能够概括。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曾趁燕国内乱出兵，燕国遭受重创。后来燕昭王即位，励精图治，广纳贤才，重建国力。对燕国而言，齐国始终是必须提防的强敌，苏秦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往齐国。
苏秦入齐后，并没有急于显露真实目的。他深知，若想影响一个强国，单靠几句大道理远远不够，必须先取得君主的信任。于是，他周旋于齐王与群臣之间，提出的主张有时看似有利于齐国，实际却可能牵制齐国兵力，消耗其财力。
但把齐国衰弱全部归结于苏秦，并不符合史实。齐国后来国势转折，原因十分复杂，既有齐闵王个人刚愎自用，也有长期战争造成的损耗，更有国内政治失衡和外交孤立。苏秦或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却不能被说成一人便掏空了齐国。
齐国大臣对苏秦的怀疑，逐渐由来已久。一个曾为燕国效力的人，突然在齐国身居要职，本就容易招致猜忌。有人认为他心怀二志，也有人担忧齐王过度信任外来权臣。宫廷之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公开的争论，而是没有证据的怀疑不断积累。
刺杀发生在齐王的宴席场合，正是苏秦防备最松懈的时候。史料对具体经过记载并不详尽，但可以确定，苏秦被刺后伤势极重。齐闵王震怒，命人追查凶手。问题在于，刺客若由权贵暗中指使，普通盘问很难撬开缺口。
苏秦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于是他对齐闵王说：“臣若以忠臣身份下葬，凶手必然藏得更深。不如宣称臣是燕国细作，再将臣车裂于市。”齐王疑惑地问：“如此一来，岂不是毁了你的名声？”苏秦回答：“名声可以暂弃，凶手未必舍得放弃赏赐。”
这就是整场布局的关键。齐王依照他的建议，对外公布苏秦通燕的罪名，并准备施行车裂。所谓“五马分尸”，更多是后世通俗说法；战国刑罚中常称“车裂”。消息传开后，苏秦由受宠重臣变成人人喊打的叛臣，那个真正参与刺杀的人，也很可能因此相信自己立下了“除奸”之功。
齐王随即又放出重赏消息，宣称只要能够刺杀苏秦，便可获得厚赏。诱饵抛出后，刺客果然现身邀功，承认自己曾经行刺苏秦。齐国抓住此人，顺藤摸瓜，查出了幕后指使者。苏秦临死前的计策，借的不是神机妙算，而是刺客对利益和功名的贪求。
有意思的是，苏秦的结局并不简单。他既是燕国派往齐国的谋臣，也是齐国眼中的危险人物；在燕国看来，他完成了牵制齐国的使命，在齐国看来，他却可能是潜伏已久的内应。战国没有固定不变的忠臣与叛臣，只有不断变化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
至于苏秦是否凭一己之力“搞垮齐国”，史料并不支持这种夸张说法。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用乐毅，联合诸侯攻齐，齐国遭受重大打击。苏秦遇刺与这场战争相隔多年，不能将两件事直接拼接成一条因果链。可以确认的是，他留下的临终之计，确实成为《史记》中最具戏剧性的反间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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