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砖，藏着大唐粮仓的秘密

1971年7月1日，故宫慈宁宫举办了一个大型文物展览，展出来自10个省（区、市）的1982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长信宫灯、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司马金龙墓漆屏风这样的名品。而这批文物中，来自河南洛阳的一块方砖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它就是出土于隋唐洛阳城含嘉仓遗址的“含嘉仓铭砖”。

参展的这块铭文砖出土于含嘉仓遗址第19号粮窖，是1969年年底焦枝铁路建设过程中，经抢救性发掘而出土的。当时，洛阳博物馆发掘部接到洛阳车辆段施工方的报告，称发现了15座“八角形墓葬”，于是在当年11月对其中一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不料在遗迹底部发现了铭文砖，上面明确记载，这处遗址是唐代的国家粮仓——含嘉仓。从1971年1月起，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正式的钻探与发掘，探出粮窖259座，并发掘了其中的6座。这一年，含嘉仓铭砖作为河南省的代表文物之一，参与了故宫的大展，与来自国内外的众多观众见面。

这块方砖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原来是砖上的文字，提供了唐代国家粮仓完整的管理信息——“含嘉仓/东门从南第廿三行从西第五窖/合纳苏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多一万三/□□十五石耗在内/右圣历二年正月八日纳了/□典刘长 正纲录事刘爽仓史王花/监事杨智 丞吕彻 丞赵瓌 令孙忠令□思/寺丞知仓事张琮 左监门王宣（？）右监门贾/立长上庞昉 押仓使孙亮 监仓御史陆庆/卿□璿□□同”。

通天二年是武则天“万岁通天”的第二年，即697年，圣历二年是‌699年，这一年，地方的押运官员刘长和正纲录事刘爽，在税粮运抵含嘉仓之后，与含嘉仓的仓史王花一起核验粮食数量。监事杨智对核验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核对无误后上报给含嘉仓的副主官吕彻、赵瓌，以及主官孙忠、□思。含嘉仓主官确认账实相符，由兼管仓事的司农寺丞张琮又进行了复核，左监门王宣、右监门贾立与长上庞昉、押仓使孙亮，保障税粮入仓过程的秩序与安全。御史台派出的监仓御史陆庆全程监督了入仓的流程，最终上报主管全国仓廪事务的司农卿□璿，完成审批。

据《通典·食货》的记载：唐天宝八载（749年），全国各大型官仓的储粮数量是12656620石，而含嘉仓就储存了5833400石，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含嘉仓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凿窖置屋，皆铭砖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粟官吏姓名。”

含嘉仓遗址后来又出土了一些唐代刻铭砖，但大部分刻铭砖皆有部分残损或严重残缺，19号仓的这块刻铭砖砖面阴刻 10 行110余字，记录了仓窖位置、粮食来源、品种、数量、入窖时间及各级经办人员的职衔、署名信息，把关键信息都固化于一块砖上，蕴含着唐代财赋入纳过程中的丰富信息。

含嘉仓位于隋唐洛阳宫城东北，北倚外郭城北垣，南接东城，西邻圆璧城和曜仪城，东临里坊区徽安门内大街，从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出含嘉仓的重要性。隋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即位不久，就从长安来到洛阳，登上北邙山，向南眺望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太平御览》引《两京记》：“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隋炀帝所建的洛阳城重重设防，宫城的北面是圆璧和曜仪两座小城，加强了防御纵深，宫城的东面有含嘉城和东城，初唐杜宝的《大业杂记》记有含嘉门、含嘉城，但隋代的含嘉城是不是作为仓储区使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隋炀帝建造的洛阳城“穷极壮丽”，建造的过程中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在建造洛阳的同时，又开凿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为了储存从江南运来的物资，“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回洛仓也经过了考古工作的证实，规模庞大，存储技术精湛，但它在战略上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建在洛阳城外，在隋末战争中多次成为争夺的焦点，并最终因为回洛仓的失守而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唐王朝吸取这一教训，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就认为，含嘉仓是唐代才建在含嘉城内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唐初统治阶级从隋末战乱中吸取了教训的缘故。隋末东都的粮仓不集中，洛口仓、回洛仓等为人所据后，东都终因严重乏粮而被攻破。所以到了唐代将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内，以保证洛阳城内的粮食供应。”

隋炀帝建洛阳城、修大运河、巡幸各地、三征高句丽的行为，穷奢极欲，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一般以为隋炀帝是无道昏君，实际上杨广天性聪敏，容貌英俊，文采出众。只是，置身于恶劣的历史环境中，他该如何生存，又如何统治呢？

李丹婕在《读书》2026年第7期发表的《意志的崩溃——重新理解隋炀帝征辽》一文中，提及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隋文帝以刻板刚性的政策施于江南，很快引发陈朝旧土“举境皆反”，经过艰难的军事平定，杨广被派往扬州担任总管。隋炀帝个性中无疑不乏张扬、浮夸、好大喜功的特征，但或许也是南巡的收益与反响，带来某种“治理术”层面的启发。

从扬州返回洛阳后，他接着就接待突厥的启民可汗，场面极尽奢华，甚至安排了各类具有魔幻要素的杂耍。这些具有极强感官刺激的视听呈现，确实起到了蛊惑人心的效果，以至于启民可汗当场请求改着汉家冠带。这不禁让隋炀帝感到，“衣冠大备”竟还能令“单于解辫”。

隋炀帝曾经好奇地问下属，巡狩之礼自古有之，为什么南朝皇帝总是涂脂抹粉端坐深宫之中，而不是亲身四处巡视与百姓见面？他当然听到了他想听到的回答——“所以那些国家都不长久”。

如果我们将这些史料联系在一起看，隋炀帝其实是一位过于理想化的帝王，包括他下诏营建的洛阳城，“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实际上，夏季时而暴涨的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经常冲垮洛水两岸的里坊；营建的回洛仓也最终为群雄逐鹿提供了口粮。

隋炀帝继位后的所作所为，大概正应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那句警世名言：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