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北京清廷的一道谕令，改变了江南数百年的行政格局。原本幅员辽阔的江南省，被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表面看，这是一次地方区划调整，背后却牵动着财政、治安、科举和统治秩序等多重问题。
江南省的前身，是明代南直隶。清军攻占南京后，朝廷没有继续保留南京“陪都”的地位，而是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应天府改为江宁府。这个变化并不只是换个名称，更意味着南京从帝国政治中心之一，转变为地方行政区域。
清廷之所以这样处理，和南京特殊的政治象征有关。明太祖朱元璋从凤阳起兵，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南直隶既是朱明王朝的根基，也是江南士绅、官僚和文化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对新建立的清朝而言，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继续保持特殊地位，难免成为旧王朝记忆的聚合点。
有意思的是，江南省虽然名为“江南”，实际范围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说的江南。它北到徐州一带，南达松江、徽州等地，既跨越长江，也延伸到淮河流域。徐州、宿州的地理风貌，与苏州、松江并不相同，江北、江南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上也有明显差别。
当时的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省太大了。长江以南的苏松常镇，商业发达，水网密集，士绅势力强；江北府县则更多依靠漕运、盐业和农业。把这些地区放进同一个行政框架，名义上统一，实际管理却颇为棘手。
更麻烦的是，江南省承担的事务特别重。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粮赋来源，也是漕粮、盐税和关税的集中地。朝廷的钱袋子，很大一部分系在江南。钱粮征解、河道漕运、盐务缉查，再加上地方诉讼和治安，任何一项出了差错，都可能影响全局。
清初江南又处在战后恢复阶段，地方秩序并不稳定。清军入关后，江南各地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南明势力、地方武装以及对明朝抱有感情的士绅，彼此交织。江宁、苏州、松江等地文化传统深厚，旧有政治认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
这并不意味着江南百姓人人都参与反清，而是说，地方社会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舆论影响力。一个省范围过大，府县之间又有水陆交通联系，任何局部动荡，都可能迅速传开。对清廷来说，把南京、凤阳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区域分别纳入不同省份，能够削弱旧有的地域联结。
清初江南的管理，实际上早已出现了“分而治之”的迹象。江南总督负责统筹军政，但民政事务主要由两位巡抚分担：一位驻苏州，管理江南府县；另一位驻淮安，处理江北地区事务。布政使、按察使也常设两员，分别办理钱粮与刑名。
这种安排看似周密，执行起来却不轻松。长江是天然界线，却不是所有政务的清晰边界。漕运、河工、盐务和治安往往跨江而行，出了问题容易互相推诿。有人曾对地方官说：“一省两头管，遇事谁来定？”这句说法未必是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行政困境。
科举也是推动分省的重要因素。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在江南举行乡试，江南腹地的士子凭借教育传统和家族资源，占据了大量中式名额。苏州、江宁、常州、镇江、徽州等地文风较盛，江北考生人数虽多，录取机会却相对有限。
乡试名额由省级确定，一个江南省的固定名额，被众多府县共同争夺。结果是，南部府县不断取中，北部士子屡屡失意。科举看似只是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实际上关系到地方士绅能否进入官僚体系。若长期失衡，便容易转化为对朝廷的不满。
江南分省后，江苏、安徽分别承担行政和取士责任，原先挤在同一套名额中的府县，有了相对明确的竞争范围。江苏文风更盛，竞争依然激烈；安徽则拥有了独立的政治和科举空间。这个调整未必能立即消除差距，却减轻了“同省不同命”的争议。
不过，安徽建省并非一开始就十分完整。分省之后，安徽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机构长期设在江宁，省名已经分开，办事地点却没有完全分离。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逐步移驻安庆；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也移驻安庆。行政区划的确定，往往先于机构和权力真正落地。
因此，江南省一分为二，绝非单纯因为地盘太大。地域差异让统一管理变得困难，清初的政治安全又要求削弱旧有中心，财赋与政务压力则迫使朝廷重新配置权力，科举名额失衡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江苏、安徽两个省名，正是在这些现实矛盾交汇之后，逐渐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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