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和德里达：思想的伙伴，偶然的事件

莫里斯·布朗肖是当代法国思想与文学星图中最具魅惑性、最神秘难解，也最无法绕过的存在。他深刻影响了福柯、德里达、列维纳斯等一众思想巨匠，却始终以缺席、沉默与黑夜的姿态示人。雅克·德里达则几乎是布朗肖的反面：他在世界各地讲学、接受采访、参与公共论争，他的名字与“解构”“延异”一道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标签。

德里达本人曾以最深的敬意谈论布朗肖——他说：“莫里斯·布朗肖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友谊是一场恩典；它仍然是那个时代的福气。”德里达从布朗肖那里学到了什么？这两位看似迥异的思想者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不可见的伙伴”关系？

8月29日，南京先锋书店邀请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傅元峰、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蓝江，以及《莫里斯·布朗肖传》译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准聘副教授吴天楚，从文学批评、当代哲学、文本研究等多重视角，带领读者走进两位思想巨匠的人生与精神世界。以下为本次对谈的文字回顾精华版。

活动现场

如何理解“布朗肖和德里达是一个共同体”

傅元峰：今年推出的这两本书，布朗肖传和德里达传，我觉得似乎都可以用一个称谓来描述，就是文学哲学家。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两本书凑到了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但是我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有一种巧妙的感觉。我觉得布朗肖的文学创作、他的思想、哲学思考和德里达的哲学，其实能够寻找到的一个关系最密切的点。现在我抛出第一个话题：布朗肖和德里达，是不是一个共同体，如何是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两本书今天在先锋书店进行一个共同分享，它们放在一起非常和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们又有哪些不和谐？我们先请蓝江老师来为这样两位思想家的传记的共同摆放寻找一些理由。

蓝江：布朗肖出来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看不懂。一个布朗肖，一个巴塔耶，名气很大，但是读不懂。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布朗肖？这两本书，德里达和布朗肖，他们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在年龄上还相差了二十来年。但实际上他们有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列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时候，布朗肖认识了列维纳斯，列维纳斯为布朗肖带来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可能也是他跟德里达的第二个共同点，这就是列维纳斯的贡献。我在讲法国哲学课程时，指出战后法国哲学曾受3H的影响，也就是黑格尔、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但真正成为胡塞尔学生的其实是列维纳斯。

德里达早期还翻译了一本小册子，叫《几何学起源》，他给他翻译的这个法文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论，就跟福柯一样。福柯当时翻译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写了很长篇的一个导论。结果这两篇导论在法国比原作本身的影响力更大。

列维纳斯究竟给这两个哲学家带来了什么？法国战后的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两本书都谈到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对法国知识分子界影响极大。另外一些人，比如说阿尔都塞、德里达，他们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在法国的身份很尴尬。他们既是法国裔，又是童年时期长期在阿尔及利亚生活过的，他们在身份定位上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撕裂。

1958年到1959年之前法国哲学的阶段我们把它叫作存在主义阶段。在3H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人对法国哲学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尼采，实际上存在主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尼采的哲学思想。我们刚才讲的布朗肖也好，还有巴塔耶、萨特，其实核心都有一个尼采的影子。还有德里达，这些人都不再认为存在一个永恒的真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后面的1968年学生运动中，那些所谓的真理全部覆灭了。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波斯特曾经谈到过战后法国思想和战前法国思想的区别。在二战之前，法国知识分子道貌岸然，深明大义。在二战中，法国的溃败和维希政权的建立，让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立刻倒戈到维希政权。维希政权让很多传统的法国思想家以及一些大知识分子声名狼藉。后来在战后崛起的，是一帮诞生于解放运动的左派知识分子。这就相当于对法国的思想基础做了一次大换血，带有左翼色彩的思想取代了战前的主流法国思想，而且这里有尼采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

很多人在此看到了一种虚无主义。战后的法国是虚无主义的。唯一真实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在体验在这里展开，在这个深渊般的大地上展开。这是二战以后知识分子最早体现出的一种情感。我们在早期的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中都能读到这个痕迹。

布朗肖稍微好一点点，布朗肖没有这么黑暗。但是布朗肖很奇怪，他是基本上不喜欢照相的。我们活动海报中的这张照片是他一生中唯一公开的照片。很多人评价布朗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其实他在保守和激进中间。他所保留的，是一种传统的法国乡村精英式的生活方式。但德里达不一样。德里达和布朗肖的遭遇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他是犹太人，第二，他生于阿尔及利亚，第三，他家没了。homeland，故乡，没了，他再也回不去他曾经魂系梦绕的故土，他的家人全部搬到法国，住在一个小破房子里，拥挤着，让他感觉到无家可归。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土地，就产生一种诡异和恐惧，在一个黑暗空间里没有任何依靠。德里达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他其实需要重新找到一个奠基的可能性。

我们在读胡塞尔的方法论的时候，我们把一切都悬置了以后，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胡塞尔的答案叫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但是法国哲学家给出的方案不同，比如梅洛-庞蒂，在他这里，剩下的是身体，body。到了德里达晚年，他就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东西叫trace，痕迹。

德里达其实始终在问，我们人和人为什么可以在一起？比如说我跟傅元峰老师在一起为什么可以交流？仅仅是我们有voice吗？有声音吗？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忽视了——我把这一堆连贯的声音分成若干个音节。这个音节是因为我的清晰发音，按照一定的声母和韵母拼起来，这样的音节构成是很重要的。按照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的说法，正是由于音节的区分，才让书写技术可以记录这些清晰的发音，可以清晰地用差异化的符号记录不同发音蕴含的意义。

这个情况下德里达就在问，你不在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现场做什么。虽然现在我们有数字化在场，但你必须要在场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我对话的空间绝对不能仅限于在场的这些人，它一定有一种从痕迹中扩散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德里达把书写放在了声音前面，他在这个意义上破除了所谓的听觉中心主义，或者说在场中心主义，因为只有在场，才能聆听声音。他要我们的共同体不仅仅是给我们在场的这些听众去建立的听觉的在场共同体，而且是以整个的书写来建构的文字共同体。

德里达晚期为什么走向所谓的文字学？Grammatology，这个词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有人翻译为符码学，汪堂家老师翻译为文字学。其实，它代表的是文字的痕迹学。痕迹完全是不可解释的。你抽走的意义只不过是不断地对它进行增补，每一次增补都是一次延宕。他的书写就是让你们在里头感觉到文字的意义系统和技术系统之间是严重的不相称的。德里达有两本书是很难编辑的，一个叫《绘画中的真理》。德里达在这本书中间还做了一个工作。他做了一个并列的东西，把两种文字放在一起来并列，他就让你看到这两种文字技术文字，你在意义之外还关注到一些别的不可能用意义来把握的东西。还有一本书，Glas，翻译成《警钟》。他要追求的东西，是痕迹的东西，这是德里达做出的一个贡献。

傅元峰：蓝江老师实际上已经展开了非常多的很奇妙的话题。我来概括一下，就是布朗肖和德里达可以是一个共同体，这里应该加入列维纳斯。我非常赞同蓝江老师，围绕列维纳斯，这两本书之间有强烈的互联感，你必须读两本传记才能够看到列维纳斯、布朗肖和德里达所形成的思想的共同体。我觉得德里达和布朗肖之间这样的一种惺惺相惜，对着外在的力量，这些力量经由列维纳斯，形成非常稳固的一个三角形。现在我非常想听一下布朗肖的译者吴天楚老师有什么样的感触。

吴天楚：非常感谢，我学到了很多，我自己在翻译和阅读当中的一些困惑得到了解答。我非常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译者，今天也是非常忐忑地坐在这里，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以一个译者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布朗肖和德里达这样的思想家的一些感受。

布朗肖，他出生于1907年9月22号，是一个处女座。从处女座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理解他写作的这样一种极致。他是2003年离世的，所以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贯穿了整个20世纪。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对于布朗肖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我想这种对他的不了解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跟他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生活保持一致性。他选择匿名的、隐居的这样一种姿态。尤其是在他人生的后半程，他主动选择了与世隔绝，不接受采访、不接受拍照这样一种姿态，所以我们对他不太了解。另一方面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缺席者，同时又是一个作品非常晦涩难懂的作家。我觉得这样的双重原因导致我们对他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而悖论的是，布朗肖影响了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战后这些知识分子。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来看看为什么他能产生这样的影响。这跟他的文学创作思想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是对传统西方的主体的形而上学进行了一种反思和批判，在那里主体被消解了，意义被解构了。然后我们再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跟传统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法国经典文学相比，我们再也看不到情节，看不到人物，也获得不了任何的意义。这其实跟他对文学本质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布朗肖跟萨特可以说是站在了对立面上。当萨特以他的全能主义去要求文学对现实进行介入的时候，布朗肖选择了一种不介入的写作姿态。他的这种对于传统的反叛，对于德里达后期思考去进行这种所谓的解构，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我在来之前在《布朗肖传》的译文当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检索，我想看看在这么厚的一本传记中德里达的名字出现了多少次。我统计了一下，由高到低人名出现的频率，其实最多的是巴塔耶。巴塔耶的名字出现了三百多次，列维纳斯其次，出现了178次。接下来出现最多的是萨特，因为他跟萨特之间有很多互动，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的论证。接下来就是德里达，德里达的名字出现了90次，所以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还是很强的。

德里达很早就开始阅读布朗肖的作品，他开始阅读布朗肖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在60年代当德里达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的时候，布朗肖也阅读了他当时的作品。布朗肖在60年代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尤其是在巴塔耶离世之后，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共同体，有一种伙伴的感觉，他们之间有非常强烈的互动。

除此之外，我还想提供这本书揭示的一个侧面，就是怎么样去看德里达跟布朗肖。对于德里达来说，布朗肖提供给他非常重要的分析文本，也给了他非常大的启发。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有很深的思想上的共鸣和互动。我觉得他们除了是思想上的伙伴之外，他们在现实生活的政治介入上也是有交流的。虽然说布朗肖在他的生命的后期，尤其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很少通过文学去介入现实政治，但是他自己还是参与了几场重要的政治，或者是跟社会非常强关联的活动，他跟德里达之间共享了对于政治的认同。

所以我想说，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文学概念和思想的层面，抑或是政治介入的层面，其实他们互相对彼此有极强的影响。

傅元峰：谢谢天楚老师。通过他的这个讲解，我们了解到了布朗肖和德里达之间非常奇妙的关系。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是成为忘年交，在不同时期互相为对方的思想和创作，以及他们在文化历程当中所持的立足点的阵地，提供了很多的现实和思想的援助。我们现在回到这两本传记的标题。德里达这一本，最后汉译过程当中颠倒了正负标题的位置。刚才两位老师的这个谈话当中，也已经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反对历史主义的一个悠长传记，所以这个标题的挪移，我觉得可能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这时候我想起德里达在2002年来过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我当时在读研。德里达这唯一一次访华，到南京大学开了一场演讲。当时我在场，就在离先锋书店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白发苍苍的德里达与南京大学的哲学家们进行了一个晚上的对话。最后德里达说，一个晚上，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够对话，但是对话已经发生了。这描述了德里达关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延异，这是不同于存在主义的现场。

布朗肖的生命意识趋向于在死亡当中隐匿，他要保持自己的不可见状态。他最后的去世也非常不明朗，他因什么病去世的，怎么样去世的，一概不知。

如何理解“解构”与“文本”

蓝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能把它理解为摧毁。解构主义之前人们相信进步主义，在法国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历史会固定地渐进式地演变。这个结构和那个结构之间是不存在任何过渡的，仅仅是用旧的结构摧毁以后，不得不依靠新的图式去建立出一个新的结构。这本书其实都在讲整个的结构是不能够连续的，实际上每一次结构都重新进行了组合。

德里达晚期的写作，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德里达传》里也说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个话不能单独在德里达的语境之间来想，你们要往前推。海德格尔在这个途中说过一句话，只有在词语中间，才能承载物的力量。德里达把词语改成了texte，改成了文本。

傅元峰：有人喜欢翻译成本文，本文他其实离作品这个概念更近一些。但是德里达这个文本实际上是对于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一个双向混淆。他并没有确切的所指。所指当中包含能指，能指当中也携带着所指。

蓝江：什么样是好的文本？好的文本不是让大家去看见那些通俗易懂的，像现在AI短剧什么，你都可以猜出它的下一步情节是什么。以这种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想什么叫一个好的文本，它是一个结构，一定是在有意义的文本中撕开来的。它用文本和文本组合成了你之前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东西，它不在你的能指结构链中间，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东西。

傅元峰：对，让文本自己去生成文本，这里不要任何主体的介入和干预。读了天楚老师翻译的这个《布朗肖传》，我突然理解了布朗肖为什么会这样写，有一章是讲他的身体非常差，他有一种特殊的、和健康人不同的感受。这一点非常像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也终身有一种对世界周遭事物的过敏，特别的敏感。德勒兹对普鲁斯特的评价就是普鲁斯特像一个蜘蛛网，上面任何的一点周围环境的轻微颤动，都让他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改革。

吴天楚：当你面对一个你无法解决的问题，哲学告诉你哪条路可以走。因为原来所有曾经的道路都失效，你曾经所有依靠的话语也好，手段也好，还是工具也好，全部失效，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文学的确创造了这种独特的空间。这种文学空间给你提供了想象。

傅元峰：这本书当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矛盾，尤其显现在前半部分，布朗肖的可见性的部分，包含他的各种论战、社会文化参与等等。但同时你会发现，到布朗肖的著作的部分，他就突然隐匿到与他的社会文化斗士的部分完全相反的一个语言状态。这一点和杜拉斯非常相像，杜拉斯的社会文化评论和她的文学创作，你会发现完全不搭调。我读完杜拉斯的小说，我就不想承认她的社会文化评论是出自她之手，不想承认她会愿意去写这种东西。但是布朗肖和杜拉斯确实能写，而且杜拉斯也是布朗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布朗肖为社会文化所见的部分，为历史所见的部分，恰恰是他的文学创作要反对的。他要把另外一种自我杀死。

吴天楚：这个观察非常犀利，我想给一个侧面的观察。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的法语标题，它叫Maurice Blanchot（莫里斯·布朗肖），后面直接就是Partenaire invisible（不可见的伙伴）。他没有说他要写一部传记，而且他还特别给他的这个体裁命名了。我们没在汉语中体现出来。它叫essai biographique。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知道，essai就是一种随笔，这是从蒙田那里来的一个传统。它有别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讲故事，或者是像小说一样去还原一个人物。而是用一种不太成体系，又比较随性的，但同时又深入作品内部去揭示一些本质性内容的这样一种文体，所以他给他这个书的定位叫essai biographique，他并没有认为它是一个传统传记。

这本和德里达的那本就有些区别，德里达的那本简单翻看就会发现他还是有讲故事。有一个叙事主体在带着我们去走进德里达的生活。而且这个语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易懂，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

毕当好像在模仿布朗肖，不同的章节之间是有跳跃的，有反复的，有断裂的。我觉得这是他想追求刻意向布朗肖切近的路径。另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为什么在前半部分好像我们对于布朗肖的人生的介入会更多，到了后面他的每一部作品当中似乎就更少了，尤其是后期。我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材料实在太有限了。因为布朗肖刻意隐去了自己的人生的内容。他的人生当中的很多片段，我们都不能复现，只有他和当时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群体的通信材料，这些材料书里引用了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他有交往的人的口述材料。剩下的就只能是布朗肖的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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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峰：谢谢天楚老师的精彩回应。这部传记的创作过程，是在追寻不可见之物、黑夜里的折磨、作品的变形、对不可能的探索。毕当要在作品中编织出这样一条不可见的线索，我想毕当一定在尽他的毕生所能来交出这样一部传记。

萨尔蒙所讲述的其实是德里达的一个档案，但德里达是非常不想要这样的档案的，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档案狂热》。在历史描述当中形成了一个刻板的主体，这种文本恰恰是德里达非常讨厌，毕生都在消解的东西。请蓝江老师来聊聊这方面。

蓝江：这个书我阅读起来还是十分震惊的。这个作者很厉害的地方——比如说书的一开头谈到了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个结构主义的大会，可能并不是德里达一生中特别光辉的时刻。但德里达的发迹过程的确是这样，德里达最开始在法国是默默无闻的。在法国知识界出名是很难的。他的确是经过了美国的出口转内销，在英语学界火了以后，法国人才发现我们法国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又开始反过来研究他。但是我了解的过程跟萨尔蒙说的这个过程不一样，1966年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英雄般的德里达。其实这个有点夸张，但它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他把整个德里达的人生分为了1966年之前和1966年之后。1966年之前，德里达在不断的摸索，摸索现象学、符号学等，直到1966年他构成了一个体系。

傅元峰：对，他其实有一些细微的背离。我感觉到两个传记的作者都很大程度上尊重了他们关于传记的敌意。比较显见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在布朗肖这个传记当中，对于布朗肖和杜拉斯之间这个共同体的非常有边界的介绍。他没有给吃瓜群众留下更多的可观赏的地方。我想请吴老师再谈一下你在翻译过程中对作者展现出来的敬意的感想。

吴天楚：不论是思想上也好，还是情感上也好，他们其实追求的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布朗肖更多的是以一种苦行僧形象度过了他的一生，然后通过文学思想来寻求生活的美满。

傅元峰：我觉得对于布朗肖和德里达这样的思想者，他们生命当中的爱情、他们的第一情人当然是他们的思想，第二情人我觉得是他们形成的共同体。德里达和列维纳斯、布朗肖他们这三个男人之间，我总感觉到有一种类似于同性爱情的，还远远高于那个的东西。然后其次才是他们在女性话题和女性主义当中显现出来的慈柔的部分，这个慈柔的部分我觉得可以用倦怠来形容。倦怠实际上是布朗肖在《无尽的谈话》当中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后来韩炳哲在《倦怠社会》当中也以他为起源，构成了自己的言说。

他们一直要言说，一直要进行思想的生产。但同时他们不创造任何确定性、可见性，他们躲避可见性，这构成了20世纪的思想生产的一个核心。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一种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为一种女性特质。特别是德里达对于尼采的致敬，他不仅在风格上，也在观念上对于尼采的那种女性感知进行了对话。

对谈/傅元峰 蓝江 吴天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