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湖南邵阳，一封从香港转来的信，送到了陈淑珍手中。写信的人叫易祥，是她失联多年的丈夫。信没有绕太多弯子，只问家里人是否还在，孩子们过得怎么样。陈淑珍看完后，提起了一个名字：庹长发。
她在回信中告诉易祥：“你放心，长发这些年一直照顾我们。”这句话看似平静，却让远在台湾的易祥久久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庹长发并不是亲戚，而是自己当年身边的一名勤务兵。
易祥是湖南邵阳人，早年曾在南京大学求学，后来因经济原因转入黄埔军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入部队，在战场上担任基层军官。那段岁月里，许多年轻人被裹挟进军队，庹长发便是其中之一。
庹长发当时只有14岁，是被抓去的壮丁。易祥见他性情老实，做事可靠，便把他留在身边。名义上，庹长发负责替长官料理杂务，实际上，易祥对这个少年颇为照顾，常把他当成弟弟看待。
战场上枪弹无眼。庹长发曾遇到险情，是易祥出手救了他。对庹长发而言，这份恩情不是一句“长官”能够概括的。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把两个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易祥当时职位不高，无法把大陆的妻子陈淑珍和两个孩子一并带走。临行前，他只能作出一个承诺：有机会，就设法接他们团聚。
承诺说出口容易，真正兑现却极其艰难。易祥离开后，庹长发按照他的交代，把陈淑珍母子送回邵阳老家。那时，易祥的身份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压力，陈淑珍母子在乡里生活并不轻松。
庹长发没有离开。他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留下来，在田间地头帮着干活，也替这个家庭挡住了一些艰难。有人劝他回自己的家乡，他没有答应。陈淑珍后来回忆，最难熬的时候，庹长发会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她们，自己却想办法挨过去。
这种照料持续了很久。
有意思的是，庹长发始终把分寸看得很重。他称陈淑珍为“太太”，从不以恩人自居，也没有借着长期相处改变彼此关系。陈淑珍的两个儿子，则一直叫他“叔父”。一个称呼，包含了感激，也划清了界限。
易祥在台湾重新成家，后来有了四个孩子。大陆的妻儿，则成为他不能公开谈论的一段往事。多年以后，他通过香港的旧日战友，尽量接济大陆家庭。可这件事被台湾家人得知后，家庭内部出现了隔阂。
台湾妻子难以接受，子女也不理解父亲为何还要牵挂大陆。易祥试图解释，却很难把三十多年积压的亏欠，说成几句能够被家人接受的话。战争结束了，家庭之间的裂缝却没有因此消失。
1979年，海峡两岸仍未恢复人员直接往来。大陆方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两岸关系出现变化，一些信息开始借助香港等渠道传递。易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得知大陆妻儿的消息。严格说，当时并非后来意义上的“两岸三通”，而是民间和间接渠道逐渐出现松动。
信件往返并不容易，内容也十分克制。陈淑珍没有责问易祥为何另组家庭，只是把孩子的情况、家中的困难，以及庹长发多年来的照料告诉了他。对易祥来说，最难面对的，或许不是妻子的责备，而是庹长发替他承担了本该由他承担的责任。
易祥曾劝庹长发与陈淑珍结合，认为这样也算给她们母子一个依靠。庹长发却坚决拒绝。他没有多作解释，只是不愿把守护恩人家人的行为，变成另一种关系。
1987年，台湾方面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时，易祥已经病重，无法成行。临终前，他口述了一封家书，表达对大陆妻儿的愧疚和思念。遗憾的是，这次迟来的探望，最终没有等到本人实现。
同一年，庹长发也在大陆去世。三十年的照顾，到这里停下。他没有留下显赫身份，也没有获得什么特殊回报，只是在易祥离开后，守着那份临别托付生活了一辈子。
多年以后，易祥在台湾的子女逐渐了解父亲的经历。2012年，易祥的女儿前往湖南邵阳，与大陆的兄弟相认，并拜见了父亲的原配陈淑珍。后来，大陆的两个儿子又前往台湾，在父亲的骨灰前用家乡话宣读祭文。
一封从香港转来的家书，隔着海峡，也隔着三十年的沉默。信中的人已经老去，未能等到团聚的人也相继离世，留下的只有两个家庭迟来的相认，以及庹长发守了半生的那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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