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江西吉安城外,解放军部队正在向南推进。43军军长李作鹏没有乘车,也没有带着大队人马回村,只带两名警卫员,徒步走向阔别19年的家门。
军部驻地距离家乡不过十多里。对普通行军来说,这段路并不算远;对李作鹏而言,却走了整整19年。1930年,他离开吉安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年轻战士,家中父母兄弟都在。如今再回来,身份已变成一名军长,许多事情却已经无法追回。
李作鹏回乡的消息,是军副政委袁克服到吉安筹备工作时传开的。父亲和兄弟提前得知,早早打扫院落,等着这个多年未见的儿子。乡亲们原以为,军长回家必然前呼后拥,场面不小。没想到,他只是穿着军装,带着警卫员安静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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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见到他,既高兴,又有些拘谨。19年没有见面,父子之间反倒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李作鹏没有摆军长的架子,只问家里的情况,又看看兄弟和孩子。
“家里还好吧?”
“都在,日子也能过。”
几句家常话,说得并不热闹,却比许多客套更实在。战争年代,亲人之间最关心的,往往不是功名,而是人还在不在,家还能不能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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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带回贵重礼物。行军途中,也不可能携带太多东西。临别时,李作鹏拿出30块钱交给父亲,又给侄辈买了2斤水果糖。钱不算多,糖果也有限,却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儿子能在仓促之间留下的心意。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却能说明当时军队高级指挥员返乡时的处境。部队正处于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推进的关键阶段,军务紧张,行动迅速,指挥员不能因为回家而久留。军长回到故乡,不是来享受团聚,而是在行军间隙看一眼亲人。
李作鹏的父亲读过多年私塾,在村里颇有威望,遇到乡间纠纷,乡亲们常来请他调解。家中几个孩子,除李作鹏外,有人务农,也有人走上了不同道路。大哥受过较多教育,曾接触新思想,后来在地方任职。这个家庭并非一贫如洗,但参加革命依旧意味着离开熟悉的生活,甚至可能再也回不来。
当年李作鹏提出要参加红军,父亲并不赞成。那时兵荒马乱,参军就意味着要上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够活着回来。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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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死在外头,就走吧。”
母亲更加舍不得。孩子年纪还轻,远离家门,前途生死都无法预料。但她没有真正拦住儿子。李作鹏还是跟着队伍离开了村子,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19年间,他经历了长期战争,也经历了部队不断整编和任务转换。1949年渡江战役展开后,人民解放军大举向江南、华南推进。四野部队中,许多指挥员来自湘赣地区,部队经过江西时,乡土关系与军事任务交织在一起。故乡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也成为即将被解放的目标。
此时的李作鹏,已经从当年的普通战士成长为43军军长。军队职务越高,肩上的责任越重,个人感情越不能影响部队行动。正因如此,他只能在短暂停留后离开家门,连一顿饭都吃得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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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他去祭拜母亲。
这是返乡途中最沉重的一站。母亲在他离家后的19年里去世,他没有见到最后一面,也没有机会在病榻前尽孝。如今功名、职务都已无法弥补这个遗憾,只能在墓前停留片刻。
父亲还在,兄弟还在,家门尚存;母亲却已经不在了。对一个离家多年的军人来说,这就是战争留下的真实痕迹:有人等到了,有人没有等到;有些话能够当面说,有些话只能对着坟墓说。
李作鹏很快重新回到部队。此次离开,并没有再等1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华南调往北京工作,后来把父亲接到身边生活。那次返乡时留下的30块钱和2斤糖果,也被家人记住了很久。不是因为礼物贵重,而是因为在军务最紧张的时刻,他仍然记得,吉安乡下还有一位等他回家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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