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9月30日晚，广州中山五路附近，叶剑英结束民主人士座谈会，乘车返回住所。车刚驶出不久，警卫员便发现前方有辆卡车，车厢被防雨帆布遮得严严实实，速度却慢得异常。
广州当时车辆并不算多，卡车通常不会这样压着速度行驶。司机和警卫员交换了一下眼色，立即提高警惕。叶剑英听完报告，没有让车辆贸然冲上去，只示意大家沉住气，先保持距离观察。
前方出现岔路时，司机准备加速超车。就在小车靠近卡车的一刹那，车厢帆布突然被掀起，一支冲锋枪从里面伸出，枪声连续响起，子弹朝着小车前部扫来。
“首长，低头！”
警卫员一面提醒叶剑英，一面举枪还击。仓促之间没有击中车内人员，却有一发子弹打在卡车挡板上，溅出火星。对方显然受到惊吓，卡车随即加速逃离。
枪声停止后，车内三人都没有受伤。叶剑英手里的文件，直到车辆抵达住所，也没有放下。警卫员下车检查，发现车头只留下一个弹孔。叶剑英走过去看了看，笑着说：“就这枪法，不用大惊小怪。”
紧张气氛被这句调侃冲淡了，但案件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负责警卫的人员立即组织追查，公安机关也从卡车入手。那个年代，卡车大多属于商号、机关或运输单位，车辆登记和日常停放地点，往往比枪手本人更容易查清。
广东省公安厅侦查人员很快查到，涉案卡车曾停在华阳路一间商行院内。车辆被重新修补、刷漆，挡板上的痕迹仍未完全消失。经叶剑英的警卫员辨认，确认就是伏击当晚的那辆车。
商行老板被捕后称，卡车曾被外甥李全借去搬家。公安人员赶到李全住处时，他已经逃走。办案人员没有急于扩大搜捕，而是在其家中布控。半个月后，李全回家取物，当场落网。
李全交代，开车埋伏的是自己，躲在车厢里开枪的是张阿林。两人受人指使，事先掌握了叶剑英的活动路线。行动当天，张阿林在闷热的帆布车厢里等待了近一个小时，身体已经出现恶心、眩晕等症状，开枪时准头大失。
这次伏击并非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仍不断向广东派遣人员，企图进行情报搜集、爆炸破坏和暗杀活动。广州毗邻港澳，又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地区，潜伏势力复杂，叶剑英担任广东省党政军重要职务，自然成为重点目标。
早在1950年12月，毛泽东就曾致电提醒叶剑英注意安全，减少公开场合活动。1952年6月，罗瑞卿又通报敌方密谋刺杀的情况。问题在于，叶剑英不可能长期闭门办公，地方工作、统一战线和军政事务，都要求他经常外出。
审讯继续深入后，公安机关查出，李全和张阿林背后是一个由香港方面遥控的特务小组，负责人名叫赵一帆。这个小组以刺杀叶剑英为主要目标，通过无线电与潜伏人员联络。伏击失败后，赵一帆没有立即收手，反而向台湾方面虚报行动进展，借机继续领取经费。
公安机关起初在珠三角一带搜寻赵一帆，后来根据电台信号和案件线索判断，他很可能藏在香港九龙。1952年夏，敌方又策划在广州“八一”纪念活动期间制造事端。公安部门提前布置便衣和警戒力量，活动按计划举行，特务没有找到下手机会。
被动防守显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经过排查，广州公安局找到赵一帆早年的无线电同学，并设法派人前往香港查找。1952年9月24日，一份紧急情报送到侦查人员手中：赵一帆当晚将乘坐“德星号”商轮前往澳门，使用化名，船舱座位也已查明。
时间十分紧迫。赵一帆一旦抵达澳门，再行抓捕将更加困难。公安机关随即调集海军力量，在香港至澳门之间的伶仃洋海域设伏。经过长途航行，拦截船只提前抵达，待“德星号”出现后，连续发出检查信号。
商轮没有立即停船，海军炮艇鸣炮警告，船只才停下。赵一帆试图换衣服、调换船票，混在人群中躲避，但公安人员已根据线索锁定了他。被带到船长室后，他先是瘫坐，随后大喊抗议，声称自己持有护照，抓捕人员没有权力带走他。
争执没有持续太久。赵一帆最终被押上海军炮艇，带回大陆。事件随后引发英国方面交涉，相关部门也对行动经过进行审查。对办案人员而言，这次行动虽然伴随外交风险，却切断了一个专门针对叶剑英的特务网络。
赵一帆被押解归案后，案件事实逐步查清。1953年，他因参与特务活动、组织暗杀和破坏行动，被依法判处死刑。那辆车头留下的弹孔，也成为这起伏击案最早、最直接的破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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