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11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议：调整省、区建制。三天后，《人民日报》刊登相关消息。文件看似只是在地图上移动几条线，实际牵动的却是数百个县、市，以及战后社会治理、经济恢复和河道管理。
那时的新中国刚走过战争年代。许多地方的行政关系并不完全按照旧地图运行，铁路、河流和战事曾把原有省界打乱。一个县由谁管理，粮食如何调运，治安由哪个地区负责，都不是纸面问题。
平原省就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1949年7月，平原省在鲁西南、豫北、冀南交界地带设立，下辖五十多个县、一个矿区和若干镇。它的出现，带有明显的战时和过渡时期色彩，既便于统一管理，也有利于集中力量治理黄河、恢复生产。
但到了1952年，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原有的临时性行政安排开始显得复杂。平原省夹在河北、河南、山东之间，省界犬牙交错，部分地区的交通、经济联系和水利事务并不完全一致。撤销它，并不是简单“撤掉一个牌子”，而是重新分配管理责任。
平原省撤销后，大部分地区分别划回山东、河南、河北。值得一提的是，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五县，原属河北旧辖范围，却没有重新划回河北，而是划归河南。原因很现实：这些地方与黄河治理和豫北地区联系密切。
另一处安排也体现了同样的考虑。武安、涉县、临漳三县，原属河南旧辖，但在平原省撤销后仍留在河北。漳河流域的治理，需要相对集中；行政区划在这里服从了水利管理和地方实际。
与平原省一同撤销的，还有察哈尔省。察哈尔省的前身是1913年设立的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为省。它横跨今天晋北、冀北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地理位置特殊，长期承担着边疆、交通和军事方面的管理功能。
察哈尔省撤销后，原属山西的朔县等十三县以及大同市划回山西；赤城等十县、张家口和宣化两市，以及察北的崇礼、张北、沽源、康保、尚义、商都六县，则划归河北。这样的调整，重新理顺了晋北与冀北的行政关系。
有人当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保留察哈尔这个省名？”答案并不复杂。新政权需要建立更便于统一管理的行政体系，省级建制不能只看历史名称，还要考虑人口、交通、经济联系和边疆治理。察哈尔原有的管理范围过于分散，调整后更利于山西、河北各自组织地方工作。
这次改革并非只有撤销，也有恢复和重建。苏北人民行政公署、苏南人民行政公署被撤销，江苏省人民政府重新成立。江苏由此恢复省级建制，原先分置的苏南、苏北管理格局，转入统一的省级行政体系。
江苏省的重建，还涉及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区。淮海战役在1948年11月结束后，陇海铁路以北的一些地区曾由山东方面负责接管和恢复秩序。随着局势稳定，原属江苏的地区又陆续划回江苏，这不是对战时工作的否定，而是行政管理回到常态。
河北与山东之间的边界，也在此次调整中重新梳理。盐山、庆云、南皮、东光、吴桥、宁津六县，原为河北旧辖，划回河北；恩县、武城、夏津、临清、馆陶五地，原为山东旧辖，划回山东。邱县由于地理上成为飞地，为方便管理，仍留在河北。
这份决议牵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并波及相关省界。表面上看，是两个省撤销、一个省成立，背后却是对战后行政秩序的一次集中校正。省界调整必须跟着人口流动、交通线路、经济联系和河流治理走，不能只按旧档案机械恢复。
“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地方就是一县人的归属。”这句话虽不是文件原文，却很能说明当时的现实。省界变更之后，干部任用、粮食供应、财政关系、司法管辖，都要重新衔接，工作量远比公布一纸命令复杂。
1952年的这轮调整，基本奠定了华北、华东部分省界的轮廓。此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又因黄河、海河治理需要，对个别县域作过局部微调，但像这样大范围撤省、设省并重划多省边界的行动，确实不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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