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7月初，衡阳城外炮声不断，重庆方面接连催促增援，王耀武却没有把大部队推向衡阳。此时的他，身在第24集团军指挥位置上，面对的不是一座孤城，而是一条同样不能丢的湘赣防线。
衡阳保卫战自6月22日开始。日军第11军以重兵围攻第10军，方先觉率部依托城防苦撑。衡阳是粤汉铁路和湘桂交通的重要节点，日军一旦攻占，便可继续向西南和赣南方向施压。
问题在于，衡阳并不是一块可以随意抽兵的战场。
1944年上半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攻占岳阳、常德等地，中国军队连续调动，部队损耗极大。第74军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同样缺员严重，许多官兵刚从前线撤下，补充兵尚未完成训练，枪械、弹药和运输车辆也不充足。
王耀武手里的兵力，看上去有几个军的番号，真正能够立即投入作战的部队却很有限。更麻烦的是，第24集团军承担的防区并不在衡阳城内，而是在衡阳以东、以北一带维持防御。一旦大规模抽调，日军无需强攻衡阳，便可能从防线薄弱处穿插，切断部队的补给和退路。
这正是王耀武面临的两难。
有人把“救援衡阳”理解成兵力越多越好。可在当时的战场上，援军必须经过被日军控制的道路，沿途还要面对空袭、炮火、据点和交通破坏。部队从地图上移动几十公里，往往要付出数天时间；即便抵达，也未必能突破日军包围圈。
蒋介石曾多次要求各战区向衡阳靠拢，薛岳方面也在设法组织援军。电报可以一昼夜往返数次，部队却不能凭电报凭空出现。各部队之间的指挥关系、道路状况、弹药储备，都决定着增援行动能走多远。
王耀武并非不知道衡阳危急。
据战时部署，第24集团军最终从所属部队中抽调一个团，向衡阳方向实施增援和牵制。相关记载通常指向第74军第51师第151团。这支部队的任务，并不是单独冲进衡阳解围，而是逼近日军外围阵地，制造援军正在展开的态势，牵制日军兵力，为守城部队争取时间。
命令传到前线时，官兵都清楚，前方并非无人防守。日军已经在衡邵公路和周边要点布置阵地，沿线道路遭到破坏，炮兵和辎重很难跟上。这个团若贸然白天推进，很可能在开阔地带遭到日军火力截击。
“这次行动，能不能打进去？”有人询问。
得到的答复很实际：“不求一举解围，先让日军不能放心围城。”
这句话，恰好说明了行动的性质。它不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强攻，而是一次有限兵力下的战术牵制。部队采用夜间行军、迂回接近等办法，试图绕开日军正面据点。可是衡阳外围地形复杂，日军又不断增设阻击阵地，增援部队很快遭遇伏击和伤亡。
一个团当然不可能击穿日军严密的包围圈，但它仍然产生了作用。日军必须分兵警戒外围，不能把所有炮火和兵力都压向衡阳城墙。对已经苦战多日的守军来说，多争取几个小时，甚至半天，都可能影响一次突击是否成功。
有意思的是，王耀武的选择看似保守，实际包含着明确的取舍。他若把第74军主力全部投入衡阳，或许能增强一时的攻势，却会让湘赣方向出现巨大空隙。日军第11军正处在进攻阶段，任何防线坍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更何况，援军即使到达衡阳外围，也要解决三个难题：能否突破日军包围，能否获得炮兵支援，能否维持弹药和粮食供应。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增援部队就可能从“救援力量”变成新的被围部队。
7月中旬以后，衡阳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疗条件急剧恶化。日军多次发动猛攻，城内阵地不断缩小。外围援军没有形成足以改变战局的突破，衡阳守军只能依靠残存工事继续抵抗。
8月8日，衡阳城失守。第10军伤亡惨重，方先觉等部接受日军控制。日军虽然占领了衡阳，却付出了远超预期的代价，攻城时间也被大幅拖长。
因此，王耀武只派一个团，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衡阳的重要性，更不是简单地“见死不救”。他的判断建立在当时兵力、道路、防区和日军态势之上：大部队救援，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防线崩溃；完全不援，又会让衡阳迅速陷落。一个团，便成了有限条件下的折中方案。
这支部队没有救出衡阳，却完成了牵制、侦察和迟滞任务。至于王耀武是否应当投入更多兵力，战后一直存在争议。但从当时的军事现实看，他面对的并非“救”与“不救”两项选择，而是用多少兵力、承担多大风险，以及能否承受援军失败后的整个战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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