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上将名单公布后，一个问题很快引起议论：那些在红军时期已经担任军、师级甚至方面军领导职务的人，后来究竟谁走得最远？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授衔时的名次，也不能只看某一场战役的表现。红军时期的职务，反映的是当时的资历与实际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务，则要看其在军事、政务、教育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萧克是这五人中红军时期职务最醒目的代表。1934年，红六军团成立后，萧克担任军团长。长征途中，他与任弼时、王震等共同承担红六军团的转战任务。1936年红二方面军成立，萧克出任副总指挥，与贺龙并肩行动。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方面军副总指挥已经是极高的军事职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萧克又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许多后来同为上将的将领，当时还担任团长或副团长。单从红军和抗战初期的职务衔接看，萧克确实处在上将群体的前列。
王震的特点，是军政兼长。1934年，他担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与萧克形成重要搭档。红二方面军长征期间，王震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既能组织动员，也熟悉作战指挥，因而长期受到重视。
抗战时期，王震转任军事主官，先后担任八路军第359旅旅长等职。南泥湾大生产并非单纯的生产活动，它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也锻炼了组织建设能力。1944年，王震率部组成南下支队，深入华南开展斗争，这段行军后来被称为党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王宏坤在红四方面军中的位置同样很高。红军时期，他曾任红四军军长，是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重要军事干部。红四军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类似中央红军中的主力军团，能够担任军长，绝非普通战将可比。
有意思的是，王宏坤后来没有长期留在陆军一线。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海军建设，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从无到有，涉及舰艇、训练、人才和制度等一系列新课题，他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军种创建与领导工作上。
许世友的经历则带有鲜明的战将色彩。他出身红四方面军，曾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等职，作战中多次参加敢死队，负伤经历也不少。关于他的战斗作风，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硬仗，还得看许世友。”这类评价虽属口语，却反映了他在基层官兵中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长期担任大军区主要领导。1954年至1973年，他任山东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1973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直到1980年离任。前后在大军区司令员岗位上工作约四分之一世纪，这种经历在开国上将中十分少见。
陈伯钧更偏向于军事教育和理论建设。红军时期，他先后担任红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等职，既有部队指挥经验，也接受过较系统的军事教育。毛泽东曾评价他是“红军干才”，看重的正是他的军事素养和参谋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参与军事院校建设，曾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协助刘伯承主持教学与训练工作。战争年代的指挥经验，被他转化为课程、教材和训练制度，这类贡献不如战场战绩显眼，却影响着大批中高级军官的培养。
五人的道路由此分出层次。王宏坤主要贡献在海军建设，陈伯钧着力于军事教育，许世友以长期主持大军区和统率部队见长，萧克则在军队训练、国防建设以及政协工作中承担过重要职责。若只比较军事指挥资历，许世友和萧克都很突出；若考察国家层面的综合职务，答案会发生变化。
王震在新中国成立后先任铁道兵司令员，后来担任农垦部部长。铁道兵承担铁路建设，农垦工作则关系到边疆开发、屯垦和国家经济布局。他的工作领域从战场延伸到国家建设，跨度在这五人中最为明显。
1975年，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改革开放初期，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88年，王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任期至1993年。副总理和国家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军队系统，进入共和国最高层面的国家治理。
因此，若“成就最高”主要看军队指挥时间，许世友无疑极具竞争力；若看军事教育和制度建设，陈伯钧、萧克各有不可替代之处。但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务层级、工作领域和国家影响衡量，王震最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通常可视为五人中成就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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