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侵华日军3任总指挥官是谁？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

1949年1月26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内，冈村宁次听到“无罪”二字时，神情据说十分平静。这个曾统领侵华日军的日本大将，没有像许多中国人预想的那样受到严惩，而是在审判后被遣返回国。

这一结果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不只是因为冈村宁次个人罪行严重，更因为他代表着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最高指挥体系。抗战期间，日本先后派出西尾寿造、畑俊六、冈村宁次三人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们的经历，恰好折射出日军由扩张、强攻到败退的过程。

1939年9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设立，西尾寿造成为第一任总司令。当时的日军已经占据华北、华中大片地区，却始终没有实现迅速迫使中国屈服的目标。战线越拉越长，兵力、物资和治安压力不断增加，日本大本营希望通过统一指挥，减少各战区之间的掣肘。

西尾寿造并非日本陆军最具声望的将领。他出身普通军人家庭，长期在陆军系统内任职，办事风格较为强硬，也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担任总司令后，他需要协调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等多个作战单位，但日本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所谓统一指挥并不容易真正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西尾任内日军仍在中国战场持续发动攻势，却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台儿庄战役发生在1938年，西尾当时并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不能把战役失利直接归于他的指挥。不过，日军在中国战场久攻不下，确实成为他任期内无法回避的问题。

1941年，西尾寿造因与东条英机关系紧张，被调离军队核心岗位。离开中国战场较早，使他没有直接参与后来规模更大、性质更恶劣的作战行动。日本战败后，他没有像一些甲级战犯那样受到审判，晚年居住在日本，1960年去世。

接替西尾的是畑俊六。1941年3月，畑俊六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与西尾相比，他是日本陆军中的资深人物，曾任陆军大臣，深受传统军国主义观念影响。

畑俊六上任时，日军仍试图扩大占领区，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并未消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洲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侵华战争的资源压力更加明显。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日军于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

这场战役持续时间较长，日军一度攻占多个重要城市和交通节点，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战场的态势。日军虽然取得局部推进，却付出了大量兵力和物资代价。畑俊六在其中承担了重要指挥责任，但把全部行动简单说成由他一人策划，也不符合当时日本军队多层指挥的实际情况。

1944年12月，畑俊六被调回日本，出任陆军教育总监，后被授予元帅称号。此时日本败局已十分明显，这一调动既有重用意味，也有让他参与本土防卫的考虑。战争结束后，他作为日本战时高级将领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真的要一直关下去吗？”据说有人曾这样问他。

畑俊六没有获得死刑判决，但无期徒刑也意味着极重的责任。1954年，他因健康等原因获准假释。此后长期留在日本，1962年病逝。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样的结局显然难以与战争造成的伤亡相抵。

第三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于1944年11月接替畑俊六。此时日本已经处于全面被动状态，冈村宁次接手的并不是一个能够继续扩张的军队，而是一部仍在强行运转的战争机器。

冈村宁次早年曾在中国活动，对中国政治、军事和地理情况较为熟悉。他在中国任职期间搜集资料、研究战场环境，后来又长期参与华北作战。因此，他比许多只熟悉日本本土制度的将领更了解中国军队的特点。

但正因为如此，他在华北推行的“扫荡”和“三光”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所谓“三光”，就是抢光、烧光、杀光，许多村庄、根据地和交通沿线因此遭受破坏。冈村宁次并不只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他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方式负有重要责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在投降后被中国方面扣押，随后接受审判。审判过程中，南京方面最终判定其无罪，这一决定在当时就引起巨大争议。1949年以后，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曾为国民党方面提供军事意见。

这段经历说明，战犯处置并不完全由法庭证据决定，也受到战后政治格局和军事利益影响。冈村宁次能够脱身，与当时国民党方面重视其反共作战经验有直接关系。对中国受害民众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结果。

三任总司令的结局各不相同：西尾寿造没有受到战后审判，畑俊六被判无期后获释，冈村宁次则在中国审判中被判无罪，最终回到日本。冈村宁次1966年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2岁。

他们没有按照罪行轻重依次走上刑场，反而有人安度晚年，有人提前获释，有人借助战后政治关系脱身。真正留下记录的，不是他们晚年的生活，而是侵华战争期间作出的指挥决定，以及那些被战争改变、甚至永远消失的村庄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