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定征收算出的税款，能否直接作为逃税罪定罪数额？

文/舒圣祥税务律师

一个企业，疫情期间账面上连年亏损，压根没有赚到利润。税务机关一纸核定文书，凭空为企业核定出几十万的企业所得税，再以这笔核定出来的税款作为依据，去追究企业、企业负责人逃税罪的刑事责任。

站在税务律师视角，不禁要问：这样处理，真的合理吗？

我近期正在办理一起逃税罪刑事案件。该案一审对被告人判处缓刑，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将案件发回重审，目前案件处于重审审理阶段。本案最核心、也最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争议焦点就是：通过核定征收方式推定出来的税款数额，究竟能不能直接作为逃税罪的刑事定罪数额？

涉案企业成立十六年，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税务机关一直对该企业适用查账征收模式。受疫情冲击，企业原本的出口主业近乎停摆，为维持企业存续、保住员工岗位，企业临时开展副业自救，由此出现了少计部分销售收入的情形。

按照常规的税务处理逻辑，面对查实的少计收入，最直接的处理方式是纳税调增，把少计的收入并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重新核算。而这家企业账面本就处于连续巨额亏损状态，即便把该笔少计的收入全部调增计入所得，企业整体依旧是亏损，查账征收模式下仍旧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税务机关并未选择纳税调增这一常规路径，转而直接对全公司整体改用核定征收，套用行业应税所得率，核定出一笔高额的企业所得税。而这笔事后核定得出的税款，占到全部指控逃税金额的六成以上，直接成为本案刑事定罪的重要数额基础。

由此就引出一个刑行交叉领域绕不开的法律问题：这种事后依靠推定方式核定出来的税额，能不能直接拿来作为逃税罪的定罪基础？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核定征收本身在税法体系之中的制度定位。核定征收本质上是行政程序中的推定课税手段。通俗来讲，就是当直接依据账簿无法准确核算计税基础时，税务机关可以依托间接资料、参照行业参数等法定方法，估算企业的应纳税额。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国家税款能够及时入库，作为查账征收失灵状态下的补救措施。实务当中，核定征收得出的结果往往带有一定的惩罚色彩，核算出来的税额，有可能高于企业真实状态下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

即便在行政法层面，核定结果可以作为要求企业补税的依据，但该结果是否能够直接作为认定偷税、作出行政处罚的基数，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本身就充满争议。行政处罚对事实认定尚且有对应的证明标准，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高于行政程序。连行政处罚层面的证明要求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标的推定估值，又怎么能够直接拿来作为刑事犯罪的定案依据？

刑事定罪，必须严格恪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核定征收依托的是间接证据，本质属于人为估算得出的数值，天然带有或然性与不确定性，从证据属性上，就很难满足刑事案件的严苛要求。

除此之外，从刑法逃税罪的构成要件逻辑来看，同样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逃税罪要求行为人逃避的，必须是行为发生当时就已经客观、真实存在的纳税义务。回到本案，在业务实际发生的2020‑2022年，企业账面持续巨额亏损，在查账征收的框架之下，本就不存在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案涉高额企业所得税，是多年之后稽查阶段，通过变更征收方式才事后创设出来的义务。企业经营者在开展经营行为的当时，根本无法预见到后续会被核定出该笔税款，主观层面自然不可能产生逃避这笔尚不存在的税款的故意。

以事后核定产生的纳税结果，反向推定行为人在行为之时就具备逃税的主观故意，这是典型的客观归罪，完全违背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这也就形成一个清晰的边界：核定征收可以用作行政层面补征税款的工具，但不等于可以直接作为偷税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更不能径直拿来追究逃税罪的刑事责任。

如果只要企业账面出现亏损，就可以抛开沿用十余年的查账征收制度，直接切换为核定征收模式，那么核定征收这项本就作为例外补救手段的制度，就极容易异化为专门惩罚亏损企业的工具，甚至出现只要企业亏损，就有被核定征收税款进而被指控逃税罪的风险，这显然完全背离核定征收制度的立法本意。

对于广大民营企业经营者而言，企业一旦面临税务稽查，出现账簿瑕疵、收入申报不全等问题，一定要建立风险前置意识。很多涉税争议，如果能够在行政处理阶段介入，尚有沟通纠错的空间；一旦案件推进到刑事程序，再去抗辩数额、定性问题，所要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将会成倍放大。遇到重大涉税纠纷，越早让专业税务律师介入，越有机会把矛盾化解在前端，避免被动卷入刑事追诉。

【舒圣祥律师简介】

舒圣祥律师｜合肥税务律师｜全国办案｜律师+CPA+税务师三证合一

舒圣祥律师，安徽合肥专业税务律师，支持全国范围办理涉税案件。同时持有律师执业证、注册会计师（CPA）、税务师三重专业资质的复合型财税法律专家，安徽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专攻各类疑难复杂涉税法律纠纷。兼任全国主流媒体特约评论员，曾获司法部好新闻奖，长期以专业笔触推动税收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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