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举行,会议选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与中共八大相比,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军队干部所占比重明显增加。
名单中,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也有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王树声等高级将领。各大军区、总部、军兵种和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成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重要来源。
这并不是简单扩大军人数量。九大前后,干部队伍经历了较大调整,一些原本在中央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老干部没有继续进入新一届名单。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属于八届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只有53人,人员更替相当明显。
有意思的是,陈士榘并非九大前后才崭露头角的将领。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参谋和指挥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路走来,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谋岗位看似不在前台,却要求对全局、部署和战场变化有较强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陈士榘担任工程兵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他一直负责工程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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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野战部队,但承担着道路、桥梁、国防工程和战场保障等任务。特别是在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工程兵既要服务国防,也要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兵种司令员的位置,因而不只是一个行政职务,还关系到军队建设中的专业布局。
陈士榘此次当选,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属于最早一批中央委员,而在于九大考察军队干部时所遵循的几条标准。
其中一条,是看现实职务。各总部、各大军区以及军种、兵种的主要军政领导,通常会被纳入重点考察范围。陈士榘担任工程兵司令员,正处在这一范围之内。
另一条,是看资历。总部、军区、军和兵种的副职,以及军事院校的主要负责人,也会进入考虑名单。革命经历、长期任职情况和在军队中的实际影响力,构成了资历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条,是看才能。并非只有正副职务能够成为依据,对具有较强工作能力、能够承担重要任务的干部,也会予以考虑。这个标准比单纯看级别更复杂,实际上兼顾了岗位、经历和个人能力。
这三条标准放在一起,便能解释陈士榘为何进入中央委员名单。他有长期革命资历,又担任重要兵种的主要领导,且在工程建设和军队技术保障方面积累了较深经验。几项条件叠加,结果并不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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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代表占有较大比例。除现役军队领导外,一些地方担任重要职务的军管干部也具有军队背景。如果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观察,军队干部的实际影响范围还要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陈士榘当选并不意味着参谋出身的干部从此改变了工作性质。相反,正是长期参谋工作形成的全局意识、组织能力和统筹经验,使他后来能够承担工程兵这一专业性很强的领导岗位。
从陈士榘的经历看,九大选人并非只看名望,也不是单凭军衔决定。现任职务提供了现实依据,革命资历构成了信任基础,实际才能则决定了能否承担更重责任。三者缺一,结果都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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