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85年3月，广西镇南关，年近七十的冯子材手持长刀，带头冲向法军阵地。清军随后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军败退，法国茹费理内阁也因此倒台。战场上的胜利，似乎已经说明中国占了上风，可几个月后，清政府却签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殊地位。
这场战争最令人困惑之处，正是“打赢一仗，却丢掉一国”。若只盯着镇南关，容易把结局归咎于清政府软弱；但把目光放宽，就会发现清朝面对的并非单独一个法国，日本在东面的持续施压，也在改变清廷的决策空间。
当时的越南仍属于清朝传统藩属体系。法国自1858年开始大规模入侵，1862年迫使越南签订《西贡条约》，取得南部地区。此后法军继续向北推进，1873年和1882年两度攻占河内。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部抗法，清军也曾出兵援助，法国因此始终无法轻松吞下越南。
1883年，法国强行扩大军事行动，中法关系彻底破裂。清军在山西、北宁等地接连作战，海上又在马江遭受重创。到了1884年末，战争已从越南北部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清廷既要调兵筹饷，又要防备法国舰队袭击台湾、福建。
真正改变战局的，是1885年春天的广西战场。冯子材组织地方军队，在镇南关发动反击，清军和黑旗军协同作战，击溃法军。前线将领曾向后方报捷，士气一度大振。有人甚至认为，既然法军已经败退，就应当乘胜追击，逼法国重新谈判。
但清廷没有这样做。
李鸿章等人面对的压力，并不只来自西南。日本吞并琉球后，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1879年，日本正式设立冲绳县，琉球国由此消失。清政府虽提出交涉，却因海军力量不足，始终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日本判断清朝不愿同时应对两场战争。
朝鲜则是另一处火药桶。日本希望把朝鲜变成扩张的跳板，清朝却仍把朝鲜视为重要藩属。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军出兵平乱，日本也借机增兵。1884年12月，日本驻朝力量又策动甲申政变，试图在中法战争最紧张时改变朝鲜政局。
“法国在南边进攻，日本在东边施压，清廷还能调出多少兵力？”这并不是一句空泛的抱怨，而是当时决策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日本对中法战争的态度，也远非真正中立。日本外交人员不断向国内报告越南、中法关系及清军动向，试图证明清朝控制藩属的体系已经衰败。与此同时，日本商界和有关机构与法国保持物资往来。现有材料更能说明两国存在战略上的相互利用，而不是已经签署正式军事同盟。
法国希望尽快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日本则希望中国被战争拖住，无法集中力量处理琉球和朝鲜。两国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却在削弱清朝这一点上出现了交集。日本越是在东面制造紧张，清廷越担心战事扩大，法国就越容易获得谈判筹码。
1885年3月镇南关大捷后，法国国内舆论受到震动，但法国并未停止战争准备。法国议会追加军费，远东舰队也继续保持压力。清政府担心法国扩大对台湾、沿海的进攻，又顾虑日本趁机行动，于是选择接受谈判。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同意重新划定边界、开放西南通商。清朝军队并非在镇南关被打垮后才签约，恰恰是在局部战场占优的情况下，为避免战争继续扩大而停战。
这当然不能替清政府的外交失误开脱。清军近代化程度有限，海军、后勤、军政协调都存在严重缺陷，地方军队的胜利也难以转化为全国性的战略优势。更遗憾的是，清廷在琉球问题上的犹豫和对日本意图的误判，让日本得以借中法战争完成牵制。
所以，中法战争的结局不是简单的“清军胜而清政府卖国”，也不能说日本单独决定了战争走向。镇南关证明清军并非没有战斗力；《中法新约》则说明，局部胜利若无法得到海军、财政和外交力量支撑，仍可能在谈判桌上迅速折损。日本在暗中配合法国，更多体现为趁火打劫、制造牵制，以及对法国行动的间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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