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迹与中土：文献所见早期中国

2026年9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禹迹与中土：文献所见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于来广营院区7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禹迹”“中土”两大核心概念为总纲，整合金石图像、出土简帛、散佚子书、跨文明比较等多元史料，围绕早期中国的文明起源、思想流变、族群互动、疆域观念与天下秩序开展跨学科对话，意在厘清“何为中国”的历史本原，挖掘其深层文化内核。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七位学者依次进行主题报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研究员做开幕致辞与会后分享总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芳兵担任本次研讨会主持人。

谷卿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对到场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欢迎与感谢，介绍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与期刊出版工作，希望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早期中国相关议题的学术共建。整场研讨分为上、下午两个单元，七位报告人分别从图像文献、口头传播与标点媒介、先秦散佚子书、中外文明比较、古史认知范式、秦汉医学教育、周代天下秩序建构七大维度展开深度论述。

上午第一场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谈晟广带来题目为《图像如何成为文献，早期中国研究的新路径》的报告。针对甲骨文之前缺少成熟文字记载，上古历史材料匮乏的困境，谈老师提出，图像文物是解读无文字时代历史的另类文献。报告从汉代甘泉宫竹宫祭天制度切入，结合何尊“宅兹中国”铭文与《清华简·保训》中三代传“中”的故事，论证“中”这一核心观念根植于上古观象授时的天文信仰，其思想源头来自对北天极的观测。天上群星环绕北天极旋转，这套天文秩序投射到人间，便形成帝王居中、四方环绕的政治礼制。报告梳理从裴李岗、高庙、凌家滩、良渚、石峁等考古遗存中反复出现的尖顶、獠牙神面符号，梳理一套延续数千年的神圣符号谱系，并且将其与后世明堂、竹宫，直至明清天坛祈年殿的建筑象征相互勾连，揭示后世帝王祭祀建筑对上古天文观念的继承。报告援引颜延之“图载有三：图理、图识、图形”的经典论述，强调图像不只是美术史的研究对象，更是承载制度、信仰与宇宙观念的史料，为我们探究文字尚未诞生的上古时代开辟全新研究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魏玮《口头传统、标点符号与早期书写》选取标点符号这一极易被忽视的微观媒介，重新审视早期文本口头传播与书面书写二者之间复杂关系。报告首先辨析学界关于标点起源的两类观点：一派认为标点是口头语音节奏的视觉复刻，另一派主张标点服务于语法语义的切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早期文本的停顿往往同时兼顾语音节律与语法逻辑。魏玮梳理甲骨文、金文、战国简牍之中各类标识符号，着重区分重文符号等书写标记与后世严格意义上的标点符号。先秦大量符号本质是出于铭刻、抄写便利的“书写经济”手段，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标点符号。报告继而梳理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新式标点的传入、论争与官方推行的全过程，指出近代提倡新式标点、探讨竖排改横排，并不单纯是阅读习惯、排版技术层面的革新，背后承载着文学革命、国民思想现代重构的时代诉求。标点符号的价值，是把口头传统中流动的声音节奏固化为可视符号，让口头的回响得以留存于静态书面文本之内。

河北师范大学杨柳青报告题为《经典之外：先秦散佚子书与早期中国的思想“余影”》，将研究视野投向大量亡佚的先秦诸子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诸子多达189家、4000余篇，能够完整流传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诸多散佚子书依靠后世类书、经注、史注引文保留零星残章，辑录后可以还原大量被主流学术史遮蔽的思想片段。杨老师选取三组典型个案展开论证：其一，利用漆雕开、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散佚文献，填补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到孟子性善论之间，长达两百年儒家人性论的发展链条，梳理出“以习论性—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心气相勾连的情性论”的演进脉络；其二，辑录《鲁仲连子》佚文，阐发其“势数”思想。鲁仲连融合儒、道、法、兵多家学说，既尊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超越了部分诸子思想的局限；其三，依托董无心与缠子辩论的佚文，还原战国儒墨之争的具体现场，围绕鬼神是否实有、言辞应当尚用还是尚文两大议题，展现传世文本未曾充分记录的论辩细节。报告着重强调，散佚文献绝非传世经典的补充附庸，而是先秦思想世界的有机组成，发掘这些“思想余影”，有助于重构更加丰满多元的早期中国思想版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彬彬《比较视野下的中土：最早的中国与最早的伊朗》，引入跨文明比较的外部视角反观中土观念。报告追溯“伊朗”一词的神话词源，《列王纪》《阿维斯塔》记载神话人物伊拉杰分得天下中心区域，后代完成区域统一，由此诞生“伊朗即中心之地”的集体认知。将其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对照，早期“中国”最初指代洛邑这一天下之中的都邑，其后概念内涵与地理范围持续向外拓展。报告结合字形分析，指出“国（或）”字外加方框，体现农耕文明清晰的疆界主权意识，和草原文明重人群归属、轻固定疆域的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报告进一步拓宽案例，列举古希腊德尔斐“世界肚脐”圣石、巴比伦“四方之王”、印加帝国四方之国，指出许多古代文明都生成“自我中心”的观念。这类观念的产生，往往伴随区域大一统的完成，根植于先民有限的地理认知，同时服务于王权合法性建构。外来文明的参照视角，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单一文明的内部叙事，更客观地审视早期“中土”观念的生成逻辑。

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何汉杰作报告《稽古、集古和迹古：在经验理性与实证中认识中国》。报告提炼出古人认识、书写历史的三种核心范式。其一为稽古，以《尚书》为代表，所谓“曰若稽古”，即稽考古事，从过往历史中汲取治理的经验与训诫，属于“体经而用文”，偏向经验主义。以《酒诰》《牧誓》为例，文本借助极具感染力的文辞实现劝诫、动员的现实政治功用，最终追求恒久的治理秩序。其二是集古，代表文献为《春秋》，汇聚编年史事，寄寓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在汉代，《春秋》甚至被直接拿来作为朝廷决断国事的经学大法，即“体史而用经”，偏向理性主义。其三为迹古，以《史记》作为典范。司马迁不局限于现成档案文本，亲自奔赴故地寻访遗迹，走访遗老、采访后人，追索古人行迹，属于“体文而用史”，偏向实证主义。《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樊郦滕灌列传》探访丰沛故地、采访功臣后代，都是“迹古”的典型体现。报告最后回望傅斯年为代表的近代实证史学，提出今日研究早期中国，不能简单将“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奉为唯一准则，应当充分体察古代文献本身多元复杂的书写逻辑，接纳经验、理性、实证并存的多重路径，以此丰富当代古史研究的思考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宁报告题目是《如何成医：早期中国的医学教育——以秦汉为例》，依托《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与大量出土简牍，还原秦汉时期医学教育传承的完整面貌。官学体系当中，秦代医者归入“畴人”，需要完成身份登记并通过考核；汉代虽未见专门“医学童”的直接记载，但存在太医属下的学徒吏，以及郡县“给事郡医”这类学徒性质人员。即便是俘虏、隶妾这类身份低微者，同样可以习得医疗、检验相关技艺，参与基层医务事务。私学分为家族世传与师徒授受两条路径，“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反映家族传承传统，淳于意师从阳庆则是跨家族师徒传授的代表。授学讲究“览观杂学”，要求学习者博采多方学说，同时严守择徒标准，出土医方中频繁出现“禁不传”，体现慎传于人的行业规约。教学载体分为文本与实物教具两类，文本有《上经》《下经》《脉经》等古医经；实物教具则有绵阳经脉俑、成都天回髹漆经脉人像，以直观模型辅助理解经脉穴位。考核选拔方面，参照史、卜、祝等畴人的课试制度，依据“医程”的“得算、负算”，以实际治愈率作为医生绩效考核核心指标。官私并举、文本与实物教具相辅相成、高度重视实践考核，共同构成秦汉医学教育的整体图景，为理解早期中国的技术传承提供新切面。

最后，中国艺术研究院苏浩带来报告《周人“宅兹中国”与经营四方》。报告追溯甲骨金文之中“中”字本义，其原型是聚众立起的徽帜，由空间上的旗帜引申出天下中心的政治含义。结合考古材料，从濮阳西水坡墓葬的宇宙观念遗存，到陶寺遗址圭尺测影实证“地中”观念，再到二里头都城中轴线宫殿布局，可以看到史前直至夏代，“居中而治”思想的逐步萌发。夏商两代都城多次迁徙，但大多没有脱离中原核心地带；商代甲骨卜辞已经出现“中商”与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的四方对应。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现存“中国”一词最早的实物证据。周人营建洛邑，将其定位为天下之中，追求“四方入贡道里均”。周人依托分封制“授土授民”，一方面大量分封姬姓宗亲建立诸侯国，另一方面积极处理和融合周边族群，倗国、霸国与周王室通婚，伊川徐阳陆浑戎墓地出土华夏式礼器，都印证族群融合的历史过程。同时周人设立专门职官处理藩国、四夷事务，依靠礼乐文明向外辐射，构建朝贡册封的天下秩序。苏浩总结，居中观念萌芽于新石器时代，经过夏商两代发展，到周代巩固了“中国”这一政治、地理核心，再依靠分封、礼乐完成对四方的经营，由此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厚的历史根基。

研讨会尾声，谷卿副所长做总结分享。他评价本次会议具备浓厚的工作坊特质，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禹迹”代表向外拓展划定的文化疆域，“中土”代表向内凝聚的天下秩序，二者形成内外呼应。“中”不是天然客观存在，而是经过地理选择、政治定义、文化建构形成的概念。开展早期中国研究，要有方法自觉，应当把图像、简帛、口头传统、散佚佚籍都纳入广义的文献范畴；既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也要善用外部比较视角，警惕自我中心主义。研究者既要有正面攻坚的考证，也要学会发掘那些被遮蔽的“思想余影”，拓宽早期文明阐释的可能性。

本次研讨会打通考古学、简帛学、古典文献学、思想史、医疗史、比较文明研究，不再将“中国”当作单一概念，而是拆解为天文、地理、政治、族群、文化多重维度复合而成的体系，产出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为后续早期中国文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新思路。

陈芳兵（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