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冬，山东郯城一带，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部分村庄后，一些随军回来的人挨家挨户查找地契、粮食和牲畜。他们不是普通难民，而是带着武器、名单和旧账回来的地主、乡绅及其附从武装。“还乡团”这个称呼，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变得刺耳起来。
严格说，“还乡团”并非一支统一番号的正规军。各地叫法不一，有“还乡队”“还乡军”“还乡团”等名称，成员也很复杂，既有逃离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和地方武装头目，也有被国民党强拉入伍的人员。
它的共同特点，是依附国民党军队行动，熟悉乡村道路、人物关系和土地纠纷。国民党军队打进某地，他们负责带路、搜捕、维持秩序；部队撤走后，他们又凭借熟悉地方的优势，继续控制村庄，清算曾经参加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的人。
这种武装并不是1946年突然出现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就常利用地主、劣绅充当向导，帮助恢复旧有统治。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抗战胜利后，土地问题再次成为乡村斗争的核心。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解放区土地改革进一步展开。对失去土地和权力的地主阶层而言，这意味着旧秩序难以恢复。有人逃往南京、上海等城市，有人则转而投靠国民党，等待军队“打回来”。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方面兵力虽多，却难以掌握广大农村。于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地主武装便有了新的用途：他们知道谁是村干部，谁参加过民兵，哪家分过土地，也知道粮食和枪支藏在哪里。
同年11月，国民政府有关文件提出加强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民众自卫队与难民还乡团的联系，并涉及军事编组、武器配发和训练。由此，原本零散的地方势力得到制度性支持。“还乡团”不再只是私人复仇，而成为国民党军队控制解放区基层的重要工具。
他们最直接的手段，是抓人和杀人。革命干部、党员、民兵骨干以及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群众，往往被列入“清算名单”。刘胡兰于1947年1月12日在山西云周西村被阎锡山部队杀害，她的牺牲正发生在国民党军及地方反动武装反扑的背景下。类似悲剧，在华北、山东、苏北等地并不罕见。
有意思的是，还乡团并不满足于政治报复。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和农具，都是他们争夺的对象。地主“还乡”之后，常常要求农民交出土地，补交所谓旧租，甚至连锅碗、鸡鸭和木料也一并搜走。所谓“清租倒算”，本质上是借军事占领恢复旧有剥削关系。
山东郯城的遭遇具有代表性。根据地方志及当时报刊资料，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期间，当地还乡团制造了大批杀戮、拘押、拷打和抢掠事件，许多房屋被焚毁，土地改革成果遭到严重破坏。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暴行规模之大，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
国民党地方机关并非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有关电报和会议材料中，曾出现“集体残杀”一类记录。遗憾的是，在一些地区，南京方面没有及时制止，反而试图把地方暴行推到解放军身上。这样做或许能制造短期混乱，却无法消除群众对还乡团的切身记忆。
解放区对这类武装的处理，并不是简单一概而论。真正罪行严重、手上沾满鲜血的首恶，成为清剿重点；被胁迫入伙的普通人员、部分逃亡户和受蒙骗者，则通过宣传、劝返、登记和宽大政策争取。地方上常用喊话、传单和释放个别人员的办法，瓦解其内部。
军事上的清剿，也围绕乡村展开。解放军和地方民兵恢复基层政权，清查被夺土地和财产，修复被破坏的组织，同时依靠地雷、地道、村落工事等方式，切断还乡团与国民党正规军之间的联系。失去补给、情报和群众掩护后，许多还乡团据点很快陷入孤立。
土地复查同样重要。1947年以后，苏北、苏中等地对被侵占的耕牛、农具、房屋和土地进行重新登记，纠正被迫改变的分配结果。对农民来说，这不只是追回财产，更是恢复基层政权和社会秩序。
还乡团的覆灭，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体系的瓦解。1949年以后，失去正规军庇护的地方反动武装相继被歼灭、改造或遣散。它们曾依靠旧土地关系和暴力维持存在，最终也随着那套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而失去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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