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12月1日，河南濮阳附近，石友三受邀赴宴时，绝没有想到，摆在面前的不是一场和解酒，而是一条通往黄河滩的死路。
宴席开始后，高树勋表现得格外热情，频频举杯。石友三带来的警卫连就在附近，孙良诚也坐在席间，几个人看上去仍像旧日同僚。酒过半程，高树勋借口家中有事离席，随即下令控制石友三的卫队。
枪声没有响起，局面却已经被彻底扭转。
石友三被按住时，才明白自己中了圈套。他试图求情，高树勋只回了一句：“不是我要杀你，是你自己走到了这一步。”
随后，石友三被押到黄河边，推进预先挖好的土坑。士兵一锹一锹填土，曾经手握重兵、号称总司令的人，最终在挣扎和呼喊中被黄土吞没。
这场处决，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军中冲突。石友三此前反复改换门庭，早已成为各方眼中的危险人物。更关键的是，他正在准备公开投靠日本人。
石友三原籍吉林长春，早年家境贫寒。1912年前后，他进入冯玉祥部队当兵，凭借敢打敢冲，很快获得提拔。冯玉祥给了他上升的机会，他却没有把军队当作报国之路，而是当成了换取地位的筹码。
有意思的是，他每次倒戈，往往都打着“识时务”的旗号。1926年前后，他曾脱离冯玉祥，转投阎锡山；后来又重新回到冯玉祥麾下，在北伐时期表现活跃，并因收复济宁得到蒋介石赏识。
赏赐和职位并没有换来忠诚。
当他认为蒋介石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时，便转而反对南京政府，甚至派人到南京一带进行袭扰。后来东北军入关，他又向张学良示好，得到军饷和政治支持。可张学良要求他交还铁路运输权后，石友三再次疑心大起，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1931年，汪精卫、陈济棠在广州另组政府，石友三接受任命，出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发动反张学良的军事行动。他手中一度拥有数万部队，但这支军队很快被张学良、蒋介石合力击败。兵败之后，他逃往山东，接受韩复榘收编。
反复投靠的背后，并非单纯的性格摇摆，而是军阀时代军队私有化的产物。部队归谁，往往取决于谁能发军饷；将领向谁效忠，也常常取决于谁能保住自己的地盘。石友三把这种规则发挥到了极端，甚至把背叛当成了生存本领。
他的恶名，还来自1928年对少林寺的破坏。
当时，河南地方势力樊钟秀与冯玉祥方面发生冲突，樊钟秀部曾以少林寺一带为据点。石友三率部进攻后，樊钟秀撤离，寺院却没有因此躲过兵火。关于纵火细节，后世记载存在差异，但少林寺在1928年遭受严重焚毁，许多建筑、经卷和文物损失惨重，这一点有明确历史记载。
石友三没有约束部下，反而放任军队报复。名刹毁于战火，暴露的不只是个人残暴，也说明当时地方军队缺乏约束，文化遗存常常成为军阀泄愤和争夺的牺牲品。
在私生活上，他同样声名狼藉。关于他强娶戏曲女演员、霸占部属家眷以及侵害女兵的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舆论和后来的回忆材料，细节并非全部能够逐一核实。但他利用军权干涉女性婚姻、以权势满足私欲的形象，在多种史料中都有反映。
至于“点名要宋美龄”，更多属于当时流传的轶闻，难以作为完全确证的事实。可以确定的是，石友三长期骄横跋扈，甚至敢于提出常人不敢提出的非分要求，这类传闻正是在他的恶劣声名上不断附着起来的。
抗战爆发后，他没有真正站稳抗日立场。一面与抗日武装接触，一面同日军暗中往来。1940年，他准备接受伪职，出任伪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并配合日军对付中国军队。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早就反对他的亲日行为。石友三不仅不听劝告，还涉嫌向日军泄露新八军行动情况，造成部队损失。高树勋由此认定，石友三已经不是普通的军阀争权，而是在替侵略者打开通道。
卫立煌接到蒋介石方面的处置指示后，密令高树勋解决此事。高树勋没有选择正面交战，而是借孙良诚出面邀请石友三赴宴。石友三带着警卫前来，或许仍以为自己能够凭借旧关系化险为夷。
他算错了。
黄河滩上的土坑填平后，宴席上的杯盘仍未撤走。那个曾经从普通士兵爬到总司令位置的人，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也没有死于公开审判，而是死在一次由旧日关系铺开的诱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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