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个月工资，5-10 年冲刺诺奖？一所年轻大学的科研雄心，最怕变成隐形 KPI，网友：青椒的命也是命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的一段采访，在学术圈引起了不少讨论。采访中，他提到两件事 ——

第一，港中大（深圳）的教授实行 9 个月工资制，另外 3 个月可以走出学校，到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和社会服务。

第二，学校希望未来 5 到 10 年，能够有年轻教授冲击诺贝尔奖、图灵奖和菲尔兹奖。

图片来源：凤凰网

不得不说，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不仅很有冲击力，一边是「9 个月工资」，另一边是「5 到 10 年冲诺奖」；

还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学校是不是一边把教授「赶出去挣钱」，一边又要求年轻人几年之内干出诺奖成果？

「9+3」到底意味着什么？

先说最容易引起争议的「9 个月工资」。

单看这几个字，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一年明明有 12 个月，为什么学校只负责 9 个月？

实际上，港中大（深圳）的「9+3」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政策。

学校此前曾公开介绍过这一安排：教授每年有 3 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用于承担科研项目、咨询服务以及与社会和产业交流。

类似做法在海外大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

例如斯坦福大学就有明确的 9 个月 academic-year appointment。教师的 9 个月基本工资可以选择分 12 个月发放，而暑期的研究工作则可以通过科研经费等另外支付。学校目前公开招聘的一些教授职位，也直接注明薪资对应「nine-month academic appointment」，不包括 summer salary。

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

因此，仅仅用「少发 3 个月工资」来理解「9+3」并不完整。更值得关注的是，教授究竟获得了 3 个月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还是多了 3 个月需要自己解决收入和项目的压力？

这两者的差别很大。

如果一位人工智能教授能够进入腾讯接触实验室里没有的数据，一个机器人研究者能够进入企业解决真实的工程问题，一个生物医学团队能够借此长期与医院、药企合作，这 3 个月确实可能产生价值。

尤其是生物医学研究，这一点非常明显。

大学更擅长发现机制、提出新的理论和寻找新的靶点；医院掌握临床问题和患者资源；企业拥有工程化、药物开发、生产和大规模试验能力。真正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成果，往往需要这些环节接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让教授走出校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产学研能够加快成果转化，却不等于重大原创成果也能被「加速生产」，这就回到了另一个问题——

五到十年，真的足够冲击世界级大奖吗？

看看真正的大奖成果用了多久

一所大学希望自己的青年教授冲击诺贝尔奖、图灵奖或者菲尔兹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对于一所 2014 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来说，有这样的目标甚至很好理解。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5 到 10 年」这个时间。

研究者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展研究、什么时候投稿，却很难决定一项成果什么时候被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

202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Katalin Karikó和 Drew Weissman 关于核苷碱基修饰的关键发现发表于 2005 年。他们发现，对 mRNA 进行特定修饰，可以降低不必要的炎症反应。此后的十多年里，相关研究又不断解决 mRNA 稳定性、递送和蛋白表达等问题，最终为 mRNA 疫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0 年以后，新冠疫苗让这条技术路线的价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得到验证。

而他们真正获得诺贝尔奖，已经到了 2023 年。

从关键发现到获奖，过去了 18 年。

CRISPR 则属于极快的例子。

Charpentier 和 Doudna 在 2012 年发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的关键工作，2020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从关键成果到诺奖，只有 8 年。这在诺奖尺度上，已经快得惊人。

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这些例子并不是说，「5 到 10 年冲大奖」一定不可能。

恰恰相反，CRISPR 说明，一项真正改变领域的成果，确实可能在十年内迅速得到认可。

问题在于，这种速度很难提前计划。

一项研究刚刚发表时，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最终会走多远。它可能很快改变一个领域，也可能十几年后才显现价值；可能发表时并不起眼，后来却因为新的技术和应用重新受到关注；也可能一开始备受瞩目，几年以后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大学当然很难按照时间表去安排：「五年培养几个诺奖候选人，十年产生几个获奖者」。

它真正能够做的，是让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有条件连续很多年去追一个很难的问题。

至于最后有没有诺奖，那是结果，不是任务。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果大奖不能成为任务，那么学校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年轻教授？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冲大奖」最后变成了什么

如前所述，如果诺奖不能按照时间表生产，那么学校该怎么判断一个年轻教授是不是在做「重要的研究」？

这其实很难。

一个课题今年没有发表论文，可能是因为研究遇到了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它本来就需要更长时间；一个暂时没人关注的方向，几年以后可能成为热点，也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学校不可能完全不考核。

于是，真正难以判断的「原创性」和「长期价值」，很容易被替换成一些现在就能看到的东西：发了多少论文、论文发在哪里、拿了多少基金、获得多少经费、有没有高被引成果。

这些指标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可当它们开始决定青年教授能不能续聘、晋升和获得下一轮资源时，研究者的选择也会随之改变。

假设一个青年 PI 面前有两个项目。一个方向已经比较成熟，两三年内大概率可以发表不错的论文，但很难真正改变这个领域。另一个问题更重要，也更新，但技术路线并不成熟，做五年可能成功，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如果五年之后要接受严格考核，年轻人会怎么选？很多时候，选择前者并不是缺乏科研理想，而是更加现实。

因为对于青年教授来说，一次失败影响的可能不仅是一篇论文，还包括下一轮基金、学生招生、实验室运转，甚至自己的职位。

这也是科研评价中一个很现实的矛盾：我们总是希望年轻人做最有创造力的研究，却又往往让年轻人最承担不起失败。

已有研究也发现，短周期评价确实可能改变研究行为。

一项关于科研资助的经典研究则发现，在给予研究者更大自由度、更长支持周期，并允许早期失败的情况下，科学家后来更容易产生高影响力成果，也更愿意进入新的研究方向。

图片来源：论文截图

如果一个体系希望得到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就不能只奖励短期、确定的成功。

所以，「希望年轻教授冲击世界级大奖」本身并不可怕。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这句话在层层落实之后，会不会最后变成另一套更加严格的论文和基金指标。

校长说的是「做世界级研究」。到了学院，可能变成「几年内形成国际领先成果」。到了考核表上，最终又变成今年几篇论文、多少经费、几个项目。

如果最后是这样，那么「冲大奖」反而可能产生一个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

年轻教授越来越擅长选择成功率高的课题，却越来越不敢碰那些真正困难、真正可能失败的问题。

所以，评价一个学校是不是真的愿意支持原创研究，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提出宏大的目标。更应该看的是，当一个青年教授做了三年仍然没有漂亮结果时，学校愿不愿意继续等。

当一个高风险项目最后失败时，这几年会不会直接被看作「没有产出」。当一个研究方向暂时不热门、不能迅速带来论文和经费时，年轻人还有没有继续做下去的空间。

这可能才是「冲击诺奖」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

诺奖当然不是任务。

学校真正能够做的，是让那些值得冒险的人，承担得起一次失败。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