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福州汤井巷一号院,罗瑞卿拄着双拐,在雨后的院落里一步一步挪动。妻子郝治平和女儿罗点点站在身旁,谁也没有催促。走了一阵,罗瑞卿忽然停下,说:“今天我要自己试一试。”这句话,成为那段艰难岁月里极有分量的一个瞬间。
他的双腿,已经经受了太多折磨。
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罗瑞卿被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审查和批斗,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下肢行动逐渐困难。那几年,他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容易,罗瑞卿长期处于被管束、被监视的状态,连正常阅读报刊都成了难事。
后来,在周恩来等人的关照下,罗瑞卿离开了关押地点,但政治处境和生活待遇并没有立即恢复。身体需要治疗,现实条件却处处受限。张爱萍得知福建民间骨科医术较有特色,便建议他到福建求医。罗瑞卿早年听说过刘伯承在福建治疗腿疾的经历,对此也抱有一线希望。
经邓小平同意,罗瑞卿准备前往福州,请一位林姓老中医诊治。出发前,困难却一层接着一层:不准他带工作人员,身边只能由同样患病的郝治平照料;夫妻俩希望带两个孩子同行,最后也只获准带走一个孩子。
这一趟路,走得并不轻松。
抵达福州后,气氛明显不同。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民以及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对罗瑞卿一家的到来给予了周到安排。军区方面请来当地医生会诊,配备汽车和警卫员,还把他们接到环境较为安静的汤井巷一号院居住。
对罗瑞卿而言,变化不只在医疗条件。
在北京时,他住在招待所,行动有人盯着,很多事情不能过问。到了福州,皮定均却把他当作老同志、老战友看待,谈话不刻意回避,报纸和有关文件也能看到。罗瑞卿心里明白,这样的接触并非没有风险,曾对郝治平说:“皮定均这样照顾我们,是要担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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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定均当然知道其中的分寸,但仍然常来探望。有时陪罗瑞卿吃饭,有时坐下来聊几句部队往事。时间一长,郝治平发现了一个细节:她住的房间里养着几盆花,皮定均每次来,手里几乎总带着几枝新鲜花木。
花不贵重,却很有意思。
那座院子里本就有木棉树和白玉兰,环境清静,罗瑞卿也喜欢花草。皮定均送来的花,放在窗台上,给沉闷的疗养生活添了些生气。对一个长期被隔离、被审查的人来说,这种不带公文色彩的探望,往往比客套话更能让人感到自己仍被同志惦记。
治疗能否见效,谁也不敢保证。
罗瑞卿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时的好转上,而是严格服药,按医嘱锻炼。每天早晨,他拄着双拐在院中练习行走。走得久了,原本长满青草的小路,竟被他踩出了一条土路。
有一天雨后,罗瑞卿练习了一会儿,把两根拐杖分别交给郝治平和罗点点,双手慢慢离开支撑,短暂地站了起来。罗点点十分激动,跑上楼取来一部相机,留下了这幅画面。那不是康复完成,而是身体重新获得一点控制力的证明。
在福建,罗瑞卿还有了另一件意外的事情:开始写诗。
此前他从未把写诗当作习惯。疗养期间,时间突然多了起来,他常给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李文一写信,谈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流露出内心的忧虑。李文一把信转给老战友魏传统看,魏传统担心他思虑过重,便写了几句诗相劝:
“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
这几句诗触动了罗瑞卿。他回信时,也写下了两首诗,其中有句:“愿君知我信,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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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他认真研究起诗歌。不是随手写写,而是先打草稿,再查字典,反复推敲字词。警卫员小孙找来一本连队学习文化时使用的新华字典,罗瑞卿十分珍惜,写诗时常常翻看。
1975年8月,中央将罗瑞卿接回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工作重新繁忙起来,写诗的时间少了,但兴趣并未消失。后来魏传统到医院看望他,罗瑞卿还惦记着对方写的诗,问道:“怎么不把除四害的诗给我看看?”
魏传统笑着说:“你哪里还有那么多时间?”
罗瑞卿回答:“当然要看,怎么能不看呢?”
遗憾的是,这场约定没有等来下一次闲谈。1977年,罗瑞卿赴西德治疗腿疾,手术后突发心肌梗塞,于8月3日在慕尼黑逝世,终年71岁。福州院落里的那些花、被双拐磨出的土路,以及窗前留下的照片,成为他晚年生活中少有的明亮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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