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喆 | 当孔子思想遇见孟加拉：我们对“君子”的现代追问

本文作者艾喆摄于“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学习班

从曲阜到孟加拉：我们需要怎样的“君子”？

作者：艾喆

作者简介：艾喆（Akib Irfan），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教师，SinoBangla Impact Network主席。长期从事中文教育与中孟人文交流，并关注中国思想、文明对话以及中国经验与孟加拉国发展之间的比较与思考。

来到曲阜之前，我对孔子并不陌生。

但这次参加“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真正来到孔子的故乡，走近孔子生活过的土地，也重新阅读那些熟悉的思想，我反而开始思考一个看似简单、却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君子”？

或者换一种问法：当一个社会培养出越来越多有知识、有技术、有学历、有能力的人之后，我们还应该培养什么？

这个问题对中国重要，对我的国家孟加拉国同样重要。

教育最终要培养什么？

今天，我们习惯用成绩、学历、专业能力和就业情况衡量教育成果。这些当然重要。

但儒家让我重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一个人知道得更多，还是让他成为更好的人？

一个人可以有很高的学历、很强的专业能力，甚至拥有财富、影响力和权力，却未必因此成为“君子”。

相反，一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也许越应该追问：

他准备怎样使用这种能力？

一个普通人的品格缺陷，影响可能有限；但一个拥有知识、技术、财富、组织能力甚至公共权力的人，如果缺少责任感和自我约束，他的问题可能影响很多人的生活。

所以，教育不能只赋予人能力，也应该帮助人回答：

当我有了能力以后，我应该怎样使用它？

改变别人以前，先改变自己

这次学习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儒家从“修己”到“安人”，再到“安百姓”的思想逻辑。

孔子说：

“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它不是先问“怎样管理别人”，而是先问：

“我能不能管理自己？”

这让我想起自己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中的两句话：

改变世界不太容易，

先要改变我们自己。

过去写下这两句话时，我更多是在表达一种人生感悟。来到曲阜以后，我却发现，它与儒家“修己”的思想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呼应。

我们常常希望改变社会、改变制度、改变别人，却容易忘记自己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也让我想到《古兰经》中的一句话：

أَتَأْمُرُونَ النَّاسَ بِالْبِرِّ وَتَنسَوْنَ أَنفُسَكُمْ

“你们劝人为善，自己却忘记自身吗？”（《古兰经》2:44）

孔子的“正己”与伊斯兰思想来自不同的思想与宗教传统，不能因为表达上的相近就简单视为同一个概念。但两者的相遇让我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相隔遥远的文明，都反复要求那些希望影响别人、治理社会的人，首先约束和改变自己？

也许正因为，当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影响力和权力越大，他的个人品格就越不再只是“个人”的事情。

因此，“修身”并不是远离现实社会的私人道德。一个人承担的公共责任越大，他的个人品格就越可能产生社会后果。

一个社会既需要好人，也需要好制度

孟子重视人的内在道德自觉，荀子则更强调学习、礼义和规范。

把这个古老的讨论放到今天，会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一个社会究竟更需要“好人”，还是更需要“好制度”？

我认为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如果只有制度，却没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再好的制度也可能被规避甚至利用；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期待出现“好人”，却没有制度约束权力，那么社会的命运就过度依赖掌权者个人的品格。

因此，也许我们需要的是：

用教育培养人的优点，用制度限制人的弱点。

制度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做；教育和修身则让我们继续追问：

即使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它是否“应该做”？

发展最终要变成谁的生活？

作为一个来自孟加拉国的人，我尤其关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

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让我重新思考“发展”。

孟加拉国今天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就业、数字化、教育改革以及国家竞争力。这些都很重要。

但在所有宏大的指标背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发展最终应该变成谁的生活？

如果GDP增长了、道路更多了、城市更现代了，但普通人的教育、医疗、就业、安全感和生活尊严没有同步改善，我们仍然需要追问发展的意义。

在曲阜学习《论语》“四子侍坐”时，曾皙描述的理想尤其让我难忘。

他没有描述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而是描绘暮春时节，人们与青年、孩子一起出游，在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

孔子说：

“吾与点也。”

这个场景让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愿景不能只回答：

“我们希望国家变成什么？”

还应该回答：

“我们希望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普通人，过上怎样的生活？”

“君者善群”：真正的领导力是什么？

荀子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君者，善群也。”

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也许并不是最会命令别人，而是能够让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形成合作。

这对孟加拉国同样有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存在不同的年龄、阶层、教育背景、城乡环境和思想立场。如果领导力只是团结“和自己一样的人”，社会只会越来越分裂。

真正的“善群”，应该是：

让不同的人在保持差异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共同做成事情。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衡量一个领导者，不应该只看他有多少追随者，还应该看：

他能够让多少不同的人一起合作。

从曲阜到孟加拉

于是，我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君子”？

今天的君子不一定穿古代服饰，也不一定每天引用《论语》。

他可能是一名教师、医生、企业家、工程师、公务员、研究者，也可能是一名政治领导者。

真正重要的是：当他拥有知识时，是否知道知识意味着责任；当他拥有财富时，是否还能够看到别人；当他拥有权力时，是否能够约束自己；当别人反对他时，是否还能听见不同的声音；当制度存在漏洞时，他是否仍然知道什么事情不应该做。

这样的“君子”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会犯错。

但他始终知道：

自己仍然需要修身。

这次来到曲阜，我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

但很有意思的是，孔子最终让我重新思考的，却是孟加拉国。

过去，我学习中文，是为了理解中国；后来，我研究中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孟关系。来到曲阜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汉学对我而言还可以有第三层意义：

借中国之镜，重新认识孟加拉国；

也借孟加拉国之问，重新理解中国。

这也是我理解“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层面。

对我而言，文明比较的意义，并不是证明“孔子早已说过伊斯兰所说的话”，或者“伊斯兰早已包含儒家的思想”。

例如，孟子的“性善”不能简单等同于伊斯兰思想中的 فطرة（fitrah，人的本真天性），儒家的“修身”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伊斯兰意义上的宗教修行。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不同文明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会不断面对一些相似的人类问题？

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知识与道德是什么关系？拥有权力的人为什么需要约束自己？个人品格与制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比较的价值，不是消除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之后，让彼此的问题意识真正相遇。

真正的文明交流，也不应该只是把中国故事翻译成孟加拉语，或者简单把孟加拉国介绍给中国。

如果有一天，我们讨论中孟合作时，不只是讨论投资、贸易、技术和基础设施，也能够讨论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可以让孟加拉国重新思考什么；同时，中国也愿意听见来自孟加拉国和南亚的问题，那么这种交流才真正从“合作”走向了“互鉴”。

我想，这也是青年汉学者可以承担的一种责任。

曲阜没有给我所有问题的答案。

但它让我更加认真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一个越来越重视知识、技术、财富与能力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来使用这些知识、技术、财富与能力？

也许，这正是今天重新理解“君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