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人发现自己付不起彩礼，那就不结了呗，没什么大不了的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王敬研究农村彩礼问题多年。最近这两年，她注意到一个新现象：农村的男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结婚了，至少嘴上这么说。

他们到底是真不想结，还是结婚这条路实在走不通，才换了一种说法？

为了弄清这件事，王敬带着学生去了河北沧州的村子，先后和15个未婚的农村男人聊了聊。这些人大多三十岁上下，中学学历，在周边城市打工。面对够不着的婚姻，他们各有各的说法。王敬后来把这些说法梳理成四种：退缩型、对抗型、延迟型、替代型。这项研究今年上半年发在《中国青年研究》上。以下是她的讲述。

第一次注意到这事，是2024年一次支部共建活动。河北一位村干部随口提起，他们村已经挺久没有男人结婚了，“很多男的干脆说自己不想结婚”。后来我和研究生聊，学生们大多是河北农村出来的女生，也说村里好久没办过喜事，身边不少大龄男亲戚不再打算结婚。“很久没有男人结婚”和“男人不想结婚”，其实是两码事。后者听着像主动选择。我当时就想，他们是真的不想，还是因为门槛太高，慢慢把“不能结”说成了“不想结”？

2025年春节，我和研究生到沧州一个村做田野调查。那是个典型的华北农业村，704户、2476人。多数人家住平房院子，很多人还在用旱厕；即便改了卫生间，老人也习惯提水冲。在农村熟人社会，单身男人谈婚姻是件抹不开面子的事，比较敏感。参与调研的一名研究生就是这个村的，我们主要靠她的亲友关系，用滚雪球的办法找人。最后聊了15个未婚男人，27到38岁，大多初高中学历，主要在沧州、石家庄、天津、北京打工。

31岁的T是其中之一。他一米七五，有点微胖，不到20岁就出去跑车，到现在还是买不起自己的车，一直替人跑运输。有活的时候一个月能挣8000来块，没活就待在家。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堂屋玩手机。和多数受访者一样，他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时不时低头看茶几和杯子。

T讲了五年前的一次经历。女方一开始要12万彩礼，他父母说，儿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咬咬牙也要完成”。后来女方又要加5万换车，婚宴要办50桌。条件一项一项往上加，他觉得自己实在够不上，就分了手。他爸妈嘴上一直说不能不结，怕被人看不起，说这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不想对不起孩子。但T自己算的是另一笔账：父母都50多岁了，借来的钱还得靠他们打零工慢慢还；他还有个妹妹在上学。那件事之后，他就不再主动提结婚。“我不是不想结婚，实在是结不起。”他说。

在那个村，彩礼的“行价”在20万上下。我们访谈里，有人要16.6万、18.8万，最高的到25万。彩礼只是其中一笔，还有“五金”、县城商品房、汽车、婚宴。全加起来，总成本可能到50万甚至100万。现在农村的婚姻，不是青年男性一个人付得起的，得靠父母撑着。父母有没有积蓄、身体好不好、还能不能继续务工，都会影响一个男人能不能走进婚姻。有的女方要求，就算房子是贷款的，首付和后面的月供也得男方父母出。调研时也听到村民抱怨，说以前纯女户有政策补贴，现在他们觉得该给纯男户也补一补，还流行一句话：“生个男孩哭一场，生两个男孩要大哭一场。”

看起来，男人不是不想结，是结不起。但聊得越深我越发现，面对同一道门槛，每个人给自己找的解释并不一样。

我把T这类归为“退缩型”，也就是逃避性的。他们把结不成婚归到自己能力不够上，觉得“人家瞧不上我”“我没那个命”“没房没车就没资格结婚”，于是生出羞耻感、自责，最后干脆放弃。

还有一类，矛头指向的是婚姻这套规则。他们不说“我没资格”，而是问“我凭什么要接受这样的婚姻”。一个35岁的装修工给我们算账：18.8万彩礼，县城一套房，三四万的“五金”，再加一辆20万左右的车。他最后说：“我干嘛要结那个‘冤枉婚’？自由自在没压力。”另一个29岁的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干嘛非得结婚。”

和退缩型不一样，他们不肯把失败全算到自己头上，用“自由”“轻松”这些话，拒绝把结不结婚当成衡量男人成不成功的唯一标尺。我把这类叫“对抗型”。至少他们用语言完成了一次反击，把“我娶不起”翻译成“我不愿意娶”。在我看来，这是想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还有一类，夹在退缩型和对抗型中间，我管它叫“延迟型”。他们不明确拒绝婚姻，只是把时间往后拖。一个31岁的装修工说，男人没那么多生育年龄的限制，自己不着急。父母逢年过节催婚，他甚至不想回家，也不愿参加别人的婚礼，但他会跟父母说：“别听别人瞎说，我先好好赚钱，过两年条件好了，找个能接受不买房的。”还有人想在外面打工时认识外地姑娘，觉得这样也许能绕开本地的彩礼行价；也有人愿意放低标准，接受离异的对象。他们仍然想结婚，只是不再硬碰那道暂时过不去的门槛，改用拖、跨地区、讨价还价的方式，给自己留点余地。

最后一类，和对抗型有点像，但他们看起来更不在乎婚姻，甚至另起炉灶，搭起了婚姻以外的人生价值，比如爱好、事业。我称这类为“替代型”。33岁的Z让我印象很深。他大专学历，在廊坊做仓库管理。他跟我们说，与其花几十万娶媳妇，不如投资自己，去考专升本。Z很健谈，瘦瘦小小，眼神却很有力。有些老实的男人，你一眼能看到他的终点，Z不是，他想法多，挺聪明，甚至让人觉得他将来可能还有希望。只是访谈时，他说要去考专升本，还没正式开始备考。这四种也不是四个互不相干的盒子，更像一条连续的光谱，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可能落在不同的位置。像Z，现在的人生规划没把婚姻当重心，但也没彻底放弃。以后要是学历上去了、境遇变了，说不定也会回头去接传统社会对他的那套期待，也就是“成家立业”。

我第一次意识到彩礼是个公共问题，是在2014年。当时我在荷兰读博，研究农村政策，导师让我回国做实证，我没什么田野经验。想起贺雪峰老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觉得他的团队驻村调查做得好，就给他写了封邮件。第二天他回信，说欢迎我加入。那年夏天，我跟着团队在陕西关中一个村子住了二十多天。给我们做饭的一位村民，讲起她夫家三兄弟结婚的时间线。她记得，最早零几年，老大结婚彩礼大概6000元；过了几年，老二结婚涨到三四万；再过几年，老三已经要六到八万。她说这个，是觉得自己结婚早吃了亏。但我看到的是，短短十来年，彩礼一阶一阶往上走。

更让人难受的是，家里条件越差，反而越可能碰上更高的彩礼。村里还有一户，别人家大多盖起两层楼，他们只有一层。老两口都生着病，父亲坐轮椅，母亲一边照顾他，一边为两个儿子发愁。一个儿子40岁，他们认定他只能当“光棍”；另一个30岁，被说成“准光棍”。本来能给儿子结婚用的积蓄，被病耗掉了。对女方来说，嫁进条件差的家庭，需要更多的补偿和保障。那对老夫妻不光觉得对不起儿子，还要承受村里“父母没本事，没帮孩子成家”的议论。

这些年我在陕西、河北、北京、广东的村子都待过。在广州驻村时，当地彩礼只要两三万。1984年村里彩礼约1000元，2009年约9000元，折算成当地月收入，几十年来差不多都是三到五个月的工资。反过来，在偏远、就业机会少、女性不断外流的农村，男人本来就处在婚姻市场的低处，家里和个人条件越弱，越得靠更高的彩礼。

这些年国家很重视高额彩礼。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把治理高额彩礼放在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但调研里我也看到，治理的措施很容易浮在乡村生活的表面。比如村委会把宣传册发下去，让要结婚的农户签一份低彩礼承诺书。农户一般都会签，不和村干部起冲突，村里也算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可签完之后，双方家庭私下怎么谈、彩礼怎么流转，还是照旧。村干部其实也清楚，但他们不愿去打破村里的平衡。于是基层走完了程序，农户也配合了，彩礼却可能不降反升。

这不只是执行不力。彩礼说到底属于家庭和婚姻的私人领域，行政力量没法替一个女性决定她嫁给谁。城乡差距、人口流动这些结构性的事没变，村民就会长出新的应对办法，让真实的交易绕开纸上的规定。

我也和研究生聊过这个话题。她们大多也是农村孩子，都说自己会要彩礼，不会要得过分，大家要多少就多少，跟着“行价”走。但反过来说，现在的行价本身就已经很“过分”了。也有学生很矛盾。一方面，她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不该被传统礼俗捆住，女性也不能被物化；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彩礼是应该的，女性在婚姻里往往付出更多、更早，彩礼算一种补偿。我自己结婚是零彩礼。但当了母亲之后，我更明白女性在生育和照料里确实付出更多，有时候还跟老公开玩笑，说当初不该不要彩礼。

我研究这些不婚男性，不是要否认女性在婚姻和生育里的困境。我更想说的是，父权文化不是只压在一头。它要求女性承担生育和照料，也要求男性必须有房有车、出得起彩礼，必须完成传宗接代。资源充足的男性可能从中受益，资源匮乏的男性则被同一套规则排了出去。

在我看来，治理高额彩礼，得改善农村青年的就业和公共服务，减轻住房、养老、生育这些成本，给女性更稳的婚姻和生育保障，也给农村单身男性更多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入的路子。更要紧的是，社会该容得下多种活法，别再拿“结没结婚”去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本事。

农村男人现在说“不愿谈”，未必是没有渴望。很多情况下，把“娶不起”说成“不愿谈”，是他们在改变不了现实之后，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这大概是弱者最后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