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勤奋、真诚与深情

沈津口述、王婉迪笔录的《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2026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为沈津先生与广西师大社的合作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王婉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林天下，2026年5月版

作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在六十余年职业生涯中，辗转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古籍收藏重镇，经眼摩挲两万余种中文古籍善本文献珍藏，书缘之深厚罕有其比。在积存下无与伦比的古籍版本鉴定经验的同时，更是笔耕不辍，将所见、所思、所得毫无私藏地公诸世人，以近千万字的版本目录学著述成就，为同辈学人、后进晚学提供了无量助益，也收获着普遍的敬意。

这部口述史按人生行迹分为八个部分，自合肥家世、幼年旧事讲起，历上海图书馆三十年、香港近两年、哈佛燕京十八年，直至治学心得与写作甘苦，如一幅长卷徐徐展开。见诸其中的生动回忆，实是沈津先生版本目录学学术成就之外充实而丰富的人生脚注，在在呈现出沈津先生的“勤奋”“真诚”与“深情”。

一、唯“勤奋”能成就其事

在八十之际“却顾所来径”，从娓娓而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沈津先生的勤奋真是与生俱来。观其所历诸事，贯彻始终的“勤奋”特质，最是其能够达成世所公认学术成就的不二法门。

沈津先生1960年3月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最初的想法是为家里分担经济上的困难。当年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也就是过去的合众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人民图书馆四馆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大量图书正迫切需要有人参与整理，而参与整理的前提，是要爱书、懂书、读书。初入上图做临时工的沈津，凭着勤奋与旺盛的求知欲望，开始大量地从图书馆借书看，看完一本又一本，甚而对这样的机遇生出“求之不得”之感。当时年轻的沈津先生大概不会想到，正是这种不知疲倦的“勤奋”阅读，会成为他日后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契机。

临时工做了一年多，沈津先生转正后被分配至古籍组工作，拜顾廷龙先生为师，与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同处一室，人称“三房合一子”，开始真正踏入版本目录学之路。他索性住在图书馆里，说“图书馆就是我的家”，夜宿善本书库旁的小房间，晚上四个大日光灯一开，工具书都在手边，把馆藏一万四千部善本“兜底翻了一遍”。六十余年间，靠着日复一日的勤奋，他累计经眼善本逾两万种，这个数字在当今学界算得上无人可及。而最能体现其勤奋特质的学术活动，即是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这部书目的缘起，可追溯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这一“空前绝后的大工程”动员全国八百多家单位普查、鉴定、综合，善本多达六万余部，历时整整十八年，在十三万张卡片的基础上，沈津先生和同事们“是从看卡片慢慢走过来的”，为了核准每一部书的版本信息做了大量工作，协助主编顾廷龙先生完成了此部《书目》的最后工作。他深知“这件事不能快，快了就要出事情”，因而对每一部书的版本都慎之又慎。没有持之以恒的“勤奋”，这是无法想象的。

1983年9月，沈津（右）与顾廷龙先生在上海图书馆门前

沈津先生的勤奋，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期间表现得尤为惊人。1992年赴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并担任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在十八年时间里，亲自撰写并与先后指导的四位访问学者合作，完成了哈佛燕京图书馆3098种中文古籍善本的书志写作，这就是400余万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部善本书志以体例完备、考订精详，形成了学界推崇有加的“哈佛模式”——不仅记录版本信息，更要揭示书之内涵与鉴定依据。吴文津先生请他执笔的最初两年，他写了一千五百篇、一百五十二万字——“稿纸放在正面，书放在左面”，每天提早到馆，提笔即写，一次成型，无一间断。面对三千余种深藏海外的善本，沈津先生一人写了三百万字的书志来揭示书之内涵，如此大体量的精准考订与写作，依靠的正是沈先生超出常人的勤奋。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沈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见于《沈津乐道》的还有一个细节，即沈津先生习惯以笔写作，大量著作全是用笔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即便后来改用电脑操作时，他依然保持着用“手写板”这种“手工书写”的方式，自谦“我是‘笨人’，打字学不来，到今天还在用中文手写板输入”。一部善本书志几百万字，一笔一画，一稿又一稿，仅此一端，便可想见“勤奋”的习惯对他影响之深。

凭着这份与生俱来而又持之以恒的勤奋，沈津先生在版本目录学领域取得了卓越非凡的成就，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一代大家。

二、唯“真诚”能书缘深厚

与沈津先生相识者，都能感受到他待人接物中贯穿始终的那份“真诚”，而见于《沈津乐道》中最令人感动者端在对师长的敬重与对后学的提携。

版本目录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师承的学问，若无名师指点，往往连门径都难窥见。沈津先生在进入上海图书馆后，幸运地遇到三位大师级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得以朝夕请益并拜入门墙。这种得天独厚的机缘固然可遇不可求，但真正让这份师生情谊、书缘深厚绵长不绝的，是沈津先生对于恩师的真诚敬奉。书中所述师徒相处的细节，读来令人动容。

对顾廷龙先生的真诚敬重贯穿了沈津先生的一生。他在顾老身边工作三十年，顾老“规规矩矩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办事”的人格风范和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沈津先生。在顾老晚年，沈津先生经常寄信慰问、关怀备至，始终执弟子之礼，在信的开头都是用“顾老我师”，而在末尾署名前多是用“学生”“晚”字。即便后来远在海外，每次回国只要有机会，他必赴京或在沪探望顾先生。他自比“熨衣童子”，而称恩师是“高级裁缝”；顾先生告诉他“有些东西你认为没用，不代表它真的没用，图书馆就像是小菜场一样，有常见的，也有很难得的”，他记了一辈子，时时揣摩。师徒相对，顾先生用脚轻轻敲他的脚，递过纸条问他“闻到咸鱼的味道没有”，这等温情细节，读之令人莞尔，也令人动容。这种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师徒名分。

潘景郑先生“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66年夏即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处境日艰，后又遭抄家。沈津先生却不改敬重之心，依然登门请益，每天上班前提前到馆，向潘先生请教。沈先生辑录翁方纲题跋、手札时，潘先生不仅将早年手抄辑录的《题跋汇抄》一卷交他过录，还帮他辨识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潘先生学问极好，为人却朴实无华，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这种境界让沈津先生终生感念。

沈津与潘景郑先生在一起

沈津先生的真诚还体现在他对待所有与书相关的人和事上，并不遗余力地奖掖提携民间藏书家。在他看来，那些民间收藏家是“藏书界中的精英分子，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典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哈佛燕京图书馆荣休后，他应中山大学程焕文馆长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在与程馆长共同策划的、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三届有关版本目录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邀请了林章松、韦力、王德、励双杰等多位民间收藏家与会，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此外，沈津先生还多次带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事、同学前往浙江慈溪，拜访收藏家励双杰，请励先生为学生讲述如何收藏家谱，并亲自促成了励双杰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合作。面对同行请教，沈先生从不藏私；对后辈问学，他更倾囊相授。凡是与书籍有关、于学术有益的人和事，他都愿意了解、记录、成全，受沈先生指点、提携的晚辈后学，皆对沈先生赞不绝口。

沈津在中山大学

正是这份发自内心的真诚，使沈津先生得以广结善缘，收获了无数师友的帮助与支持。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冀淑英、饶宗颐、吴文津……每一位前辈学人的提携与襄助，都与沈津先生的真诚特质密不可分。也正是这份真诚，使他得以经眼无数珍稀古籍——宋元旧椠、名家批校、海内孤本、域外佚籍——旁人一生难觅一见者，他却能从从容容地展卷研读、细细考订。立于“书缘深厚”四字背后的，是无人可及的“真诚”。

三、唯“深情”能抵岁月消磨

在圈外人看来，版本目录之学，终日面对故纸，辨识行款，考订源流，最是枯燥乏味。而沈津先生六十余年沉浸其中，若非对书、对学问怀有超越功利的深情投入，恐怕再有过人的才情也会被漫长的岁月消磨殆尽。凡事非有深情者不能持久，沈先生对版本目录之学的深情，恰是《沈津乐道》动人底色所在。

沈津先生的深情，在于对学术事业的专注与痴迷。在他看来，自1960年入行以来，所做之事只有一桩——与古籍打交道。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波士顿，两度将既有身份“清零”，两度从零起步。每一次转换都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对学术本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书中谈及治学之道，沈先生讲求“写文章或做事应有依据”，主张“做研究要厚积薄发”，坚持“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花大力气占有第一手资料”。这些看似平实的信条，透出的是一种对学问近乎虔诚的深情投入。

沈津先生受顾廷龙先生指导，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关注翁方纲，以三十余年的积累，先后完成了《翁方纲年谱》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两部著作。其间他辗转多地，经历人生的起伏与时代的变迁，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题目。年谱四十多万字，题跋集录一百多万字，两部书稿各自交付不同的出版社，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桂林，排出的书稿神奇地于2001年1月2日同一天寄到了他手中。沈津先生在书中说：“这好像冥冥之中，大概是上苍的安排吧。”所谓“上苍的安排”，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痴”字——若非数十年对恩师指导的深情守望，若非心中始终装着这个题目，哪里会有这样动人的“巧合”？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清）翁方纲/撰 沈津/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沈津先生的深情，还见于他对师友的深切怀念中。潘景郑先生退休后没两年即卧病在床，此后每年沈津先生返沪探亲，必定要去探望先生，问候饮食起居，即便在2003年潘先生安然离世后，沈津先生每次回上海，仍会去潘先生家帮忙整理遗物。对师长如此，对友朋亦然。这些笔端看似平淡的叙述，实则饱含深情。沈津对师长的教诲、帮助念兹在兹，从未或忘。

2009年我有幸被安排编校沈先生的《老蠹鱼读书随笔》，其后便能屡屡接闻先生消息。转眼十七年过去，最令我感佩的是，在六十余年版本目录学工作中，沈津先生对书的热情不仅从未被岁月消磨，反而愈发醇厚。细绎见于《沈津乐道》中的诸多故实，时时会令人心生感叹，沈先生能够成为一代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既有与生俱来的勤奋，也不乏无与伦比的真诚，而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沈先生的深情专注。人所共知的，是沈津先生书缘独厚、功成名就的外在之果，而我以为沈先生的“勤奋”“真诚”“深情”恰是内在的证果之因。捧读新书，就可以知道，沈津先生所言“若要嘉惠学林，我们要用最认真的态度”，有了最新的证明。

《老蠹鱼读书随笔》，沈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鲁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