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2月，上海，粟裕将军病逝后，宋时轮前来吊唁。面对这位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他没有只谈战功，而是提起了一段很少向外人细说的往事：“粟裕同志三次力保我，非常感激他。”
这句话背后，不只是私人情谊，更牵涉华东野战军内部一次颇为曲折的误会。两位高级将领都经历过枪林弹雨，真正让关系出现裂痕的，却是一场阻击战中没有及时说清楚的责任问题。
1947年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奉命向外线出击，以牵制国民党军，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宋时轮率第十纵队进入鲁西南，随后接到在梁山地区阻击敌军的任务。
梁山一带多为平原，能够依托的天然屏障很少。宋时轮判断，若在开阔地带硬顶，很容易被优势兵力包围，于是把部队部署在黄河与东平湖附近，试图利用水网和河道迟滞敌军。
敌军很快改变打法，企图从两面压缩第十纵队，将其逼入狭窄地带。战场形势突然恶化，宋时轮决定北渡黄河，争取跳出包围圈。部队转移时遭到猛烈追击，队形一度出现混乱，伤亡和损失都比较大，还有部分支前民工滞留南岸。
问题由此而来。宋时轮尚未返回机关说明情况，华野方面根据掌握的片面信息，向中央报告第十纵队“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追”。中央据此认为，这次行动存在严重错误，并要求对有关责任进行处理。
粟裕没有急于定性。他知道，前线指挥员在敌情瞬息变化时作出临机决断，不能只看结果，还要查清命令来源、战场环境和执行过程。经过商议，华野没有立即撤换宋时轮，而是先作批评和警告。这是粟裕第一次替他承担压力。
宋时轮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北渡黄河并非个人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上级意见作出的选择，部队受损也有敌军突然猛攻等原因。遗憾的是，双方当时没有把这层关系彻底讲透，宋时轮心中留下了疙瘩。
有意思的是，几个月后，陈士榘、宋时轮等人的情况被进一步核实，粟裕与陈毅向中央说明，北渡行动与上级指示有关，并非宋时轮单独擅作主张。这个解释实际上为他澄清了责任，但宋时轮并不知道粟裕已经在背后做了这件事。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即将发起，粟裕召集华东野战军各部将领研究部署。第十纵队被列入西进兵团，承担重要任务。宋时轮却带着过去的情绪发言，强调部队损失较大，装备没有得到补充，言外之意，是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的批评。
粟裕当时更关注兵团配置和战役任务，没有立即听出这句话背后的委屈。他耐心解释作战安排，希望宋时轮继续承担主攻方向的任务。宋时轮没有等到预想中的说明，竟离开会议，并提出要到后方养病。
战前将领临阵退出，性质自然十分严重。华野机关将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军委随即提出撤销宋时轮职务的意见。命令传来后，陈毅与粟裕多次找宋时轮谈话，反复说明战场责任和机关判断的来龙去脉。
谈到后来，宋时轮才明白，粟裕早已替自己向中央解释过梁山战事。他承认自己误会了粟裕，并托陈毅转达歉意。误会虽已松动，但撤职意见已经发出，事情并没有因此自然结束。
粟裕认为，宋时轮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将领，第十纵队又是华野的重要力量，济南战役正值用人之际，不宜仓促调整。他与陈毅及华野有关同志联名致电中央，建议暂时保留宋时轮职务，是否调动，待战役结束后再作决定。这是第二次力保。
济南战役中，第十纵队完成了既定任务，宋时轮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没有因个人情绪影响作战。战役结束后，他主动向中央请求处分，承认自己在战前会议上的做法不妥。
粟裕等人没有借机追究，而是再次向中央说明：宋时轮确有错误，但济南战役中作战积极，贡献明显，功过可以一并衡量，建议不再给予处分，保留其原职。这便是第三次力保。
粟裕的处理方式并非无原则袒护。梁山战事，他重在查明事实；济南战役前，他着眼于全局；战役结束后，他又依据表现衡量功过。该批评时批评，该承担时承担，该用人时仍然用人，几件事层层相扣。
宋时轮后来能够在粟裕逝世时说出那番话，原因也正在这里。两人之间确实有过冲突，甚至一度闹到中央知晓，但战争年代的信任，并不只体现在顺境中的称赞，更体现在部下面临处分时，上级是否愿意替他把事实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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