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载万物 名志千秋(下)

　　游客在安徽黟县宏村镇宏村游玩。
　　新华社资料照片刘琼摄

　　游客在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景区游览。
　　新华社资料照片陈浚武摄

　　在成都蒲江县大塘镇八角井村，村民在采摘柑橘。
　　新华社资料照片江宏景摄

　　河北蔚县暖泉镇西古堡村风光。新华社资料照片

　　中央王朝在行政区划设计中，常在“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之间辩证取舍——前者尊重自然地理单元、降低治理成本，后者有意打破自然边界、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于是省、路、府这些高层级单元被反复重组、重新划界。
设废演进
　　县级建制的延续并不总以历史的深厚为凭。陕西作为周秦汉唐的建都之地、中华文明的腹心，入选的千年古县仅有韩城、米脂、南郑、岐山4个。受访专家表示，关中地区长期为京畿所在，政区设置直接服务中央统治，名称、边界随中央政治布局频繁变动，与地方州县“因山川形便而设”的逻辑不同。
　　以武功县为例，相传秦置邰县，东汉废邰县迁武功县治至此，北魏又废县置郡，北周再废郡复县——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一轮改名分合，因而未能获得认定。据《陕西省志》统计，仅关中在两汉之间就减少了15个县。而陕北开发更晚，直到宋代成为边防前线，才新增了大量由军堡城寨演变的政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将此置于更宏观的边疆地缘逻辑中审视，陕北、河西走廊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拉锯地带，县级建制随军事控制力消长而极不稳定；加之唐宋以后气候变干冷、经济重心南移，中原王朝对西北的控制成本随之增加，导致部分古县虽有深厚历史，却因行政建制中断或地名更改，没能满足千年古县的硬性指标。
　　历史地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华林甫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设置行政区划的国家，自春秋战国以来已延续两千余年，演变内涵丰富、线索纷繁、体系完整，在世界范围内罕见。千年古县的设废分合，正是这部政区演进史最直观的切片。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副秘书长禚晓军告诉记者，认定过程中最难论证的是“区域稳定千年以上”这一项。一个县的名字可能没变，但它的管辖范围、文化地理单元在千年间是否保持了大体稳定，是专家鉴定时争论的焦点和考证的难点。
　　山东费县便是典型。费县春秋时为鲁费邑，西汉置费县，距今已两千余年。认定中专家们发现，费县辖区在历史上曾多次大幅变动，南北朝时期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唐宋之际又经历辖境收缩与扩张，需要依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历代地理志书，逐一核定其核心区域是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地理单元，才能确认其满足区域稳定的硬性要求。
　　赵现海说，不同于文物普查侧重考察实体遗迹的存续，千年古县认定更侧重于地名的稳定性与行政区划的连续性。郡县制的本质，是中央集权对广袤国土的空间编码。千年古县作为中华文明制度连续性的空间坐标，每一个置县千年至今的县，都意味着这片土地上的行政编码未曾中断，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延续了十几个世纪。
古韵今传
　　地名千年不变，而地名之下的世界日新月异。
　　福建德化，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置县，这个取“以德化民”之意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治理宣言。
　　德化陶瓷产业同样绵延千年。宋元时期德化青白瓷经泉州港远销海外，南宋“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德化瓷为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国白”诞生，瓷塑被欧洲皇室收藏，“德化”之名随瓷器走向世界。到了当代，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年陶瓷产业集群规模达76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县域产业形态几经迭代，而县名始终未改，成为这片土地上最稳定的坐标。这种跨越千年的文脉延续，使地名成为可以被“活化”的当代资源。
　　2023年以来，民政部持续推进“乡村著名行动”，以地名文化挖掘和地名标志完善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
　　以江西婺源为例，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置县，因“地近婺水之源”得名而沿用至今。近年来，当地以30个中国传统村落为试点，保留原有村落地名和空间格局，保留与地名相关的祠堂、牌坊、古道等物质载体，因地制宜命名乡村地名458条。同时，将地名标志与乡村旅游、徽文化、非遗等相结合，新增设置古色古香的特色地名标志牌715块，打造地名标志景观，为全域旅游增加文化看点。2024年全县接待游客2803.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76.2亿元，直接从事旅游人员突破8万人，间接受益者突破25万人。
　　类似的地名活化实践在多地展开。四川蒲江以地名赋能耙耙柑、猕猴桃、雀舌等地理标志产品，河北蔚县将县名与剪纸、打树花等非遗深度融合，安徽黟县以千年县名统摄宏村、西递等徽派古村落，广东潮阳区以古县文脉凝聚海内外华侨力量。地名从历史符号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文化标识与情感纽带，增强了当地群众的文化自豪感与凝聚力。
古今衔接
　　华林甫认为，地名活化并非当代的新发明。他说，沿革地理自肇始之初就怀有“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古代方志考订地名以资治理，今日让地名重新成为可用的资源，正是一脉相承的传统。
　　禚晓军表示，地名活化的价值不仅在于经济效益，更在于建立一种人、地、名之间的情感纽带。当本地年轻人通过扫码了解自己脚下土地的历史，当游客因为一个地名背后的故事远道而来，地名就完成了从行政符号到文化的认同。爱乡土，爱祖国，这正是文明延续的深层力量。
　　近年来，民政系统将千年古县的示范经验向千年古镇、古村落等八大类地名文化遗产延伸。2025年10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民政部表示已健全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建立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将6.8万个地名纳入保护范围。
　　与此同时，各省份的自主认定已成规模。四川已公布五批次省级地名保护名录，收录253个地名；广西累计认定省级千年古县36个；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已认定400多个省级“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禚晓军表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及各地的各项名录正越来越精准地反映中华地名文化的整体版图。
　　在华林甫看来，地名从来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注脚，而是中华文明延续性最直观的空间证据。他梳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脉时表示，从先秦《禹贡》等舆地文献，到历代正史《地理志》与方志，地名考订始终是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经世致用”之学中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传统。千年古县正是这一传统的活态样本。一个县名沿用千年不辍，本身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传统到当代持续生长的证明。
　　步入当代，千年古县的地名活化实践，正在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与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之“今”的深度衔接，它既是扎根本土学术脉络、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实践，更是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与地理空间的交织中，始终未曾断裂的生动印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