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风昭昭 辉耀山河

（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在祖国北方的苍茫画卷中，赤峰宛若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燕山北麓与辽阔草原之间。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犹如两条奔腾的玉带，蜿蜒穿梭于群山沃野，绘就山河壮美的雄浑底色。

　　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早在远古时代就升腾起文明曙光，孕育出以“C”形玉龙为标识的红山文化。

　　这里亦是契丹人繁衍生息的故土，从北魏时期契丹部族初兴于松漠之间，到耶律阿保机仿汉唐称帝，再到辽圣宗励精图治将辽推向鼎盛，这里始终是辽的政治中枢、文化腹地与经济要冲，见证契丹成长兴衰，承载南北文化交融。

　　这里至今仍留存着多处辽时期的珍贵遗存，辽上京的“日”字形双城遗址、辽中京的大明塔与三重城垣、辽庆州白塔的精美浮雕，以及烧制辽三彩斑斓釉色的缸瓦窑，还有那些散落在草原与丘陵间的辽墓葬，沉淀下宏富深厚的辽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辽源勃兴 遗珍流光

　　“马牛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契丹这支从草原崛起的传奇力量，如流星划破夜空，短暂却璀璨，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契丹源出东胡族系，世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这一区域作为契丹的发祥地，构成了辽疆域的核心雏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说。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可汗。916年，耶律阿保机仿汉唐制度，在龙化州（位于今通辽市境内）称帝，是为辽太祖，建元“神册”，辽正式建立。918年，建都于临潢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938年，辽获燕云地区（今河北、山西北部和北京等地区），版图扩展至今河北、山西北部。《辽史》称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资深辽史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认为，契丹族创立的辽王朝秉承大唐遗风，是位列正史、疆域广阔、遗存丰富、影响深远的中华王朝。辽开发建设了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普遍建立州县进行有效管理，奠定了中国北方的疆域基础。

　　契丹据有燕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力争“中国”正统。辽道宗时，耶律俨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黄帝后裔，以“炎黄子孙”身份接续“中国”谱系。

　　辽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体现为遵循“中国之制”，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

　　辽建立的中央机构以五京制和捺钵制为核心。辽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在五京并立格局中，赤峰的上京临潢府与中京大定府分别作为早期和后期政治中心，成为王朝统治的“双核心”。其中上京作为五京之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同时，辽上京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赤峰辽文化遗存的核心瑰宝。

　　“辽上京遗址‘日’字形的双城并列格局，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契丹皇帝和贵族住北城，汉人、商人、使臣等居住南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十多年的董新林认为，“回”字形的宫城皇城环套布局，且有明确的中轴线，是效仿中原王朝“择中而立”“皇权至上”的思想而设计。

　　辽中京遗址位于宁城县，规模更为宏大，城市建筑布局主次分明，结构严谨。中京城的建设更多吸收了中原都城的规划思想，街道呈棋盘式布局，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上，体现了对唐宋都城制度的借鉴与发展。中京城内出土的黄色琉璃龙鳞纹残砖、绿釉龙纹筒瓦等建筑构件，显示了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也见证了这座都城的昔日繁盛。

　　辽文化交融的华彩，更直观地体现在艺术瑰宝之上。赤峰宝山辽墓的壁画，便是“唐风辽韵”的极致体现。壁画中的《颂经图》和《寄锦图》，其艺术蓝本直接源于唐代绘画风格，画中逼真的垂柳、竹林等亚热带植物，极有可能出自中原画师之手。这些作品表明，早在辽初，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已在进行深层次相互影响与融合。

　　同样，从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花瓣形金盏、鎏金高士图银杯等金银器精品，既带有中原风格，又融入了西域乃至中亚的文化元素，证明赤峰大地曾是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

　　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黄文博介绍，赤峰现存两座辽代都城、三处帝陵、数十处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遗存中，既有契丹风格的金银器、鸡冠壶、马具，也有中原制式的铜镜、碑刻、瓷器，更有融合各族特色的玉器与造像。件件遗珍皆是辽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化载体，见证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相融。

　　政经弘业 制启新章

　　辽能够雄踞北方200余年，与北宋、西夏等政权对峙而立并自称“北朝”，究其根本，在于契丹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构建起一套以唐制为根基、以宋规为参照、兼融契丹传统的制度体系，既有草原民族的文化本色，又吸纳了中原王朝的治国智慧，在“学唐比宋”的探索中实现了“华夷同风”的制度创新，为辽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经根基。

　　这套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不仅见于《辽史》等文献记载，更被赤峰辽上京、燕云地区考古出土的官印、文书等实物所印证，成为辽文化高度发展的核心标志。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李玉君在《华夷同风——渐趋一体的辽代农牧交融》一文中指出，契丹人通过出使、贸易、劫掠等活动熟悉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灿烂文化，从而产生对中原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自称“天皇帝”的辽太祖，“慕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

　　耶律阿保机建国后，效仿中原礼制建立皇都、册立太子，确立“尊孔崇儒”的国家思想根基，同时兼容佛道，形成多元文化治理框架。

　　这种治理智慧在“南北面官制”中达到顶峰——北面官以契丹旧制管理游牧部族，南面官仿中原官制治理汉人区域。

　　在科举官学方面，辽王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了一批肱股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有汉人血统的韩德让曾身兼大丞相和南、北院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四时捺钵”制度则将游牧传统与政治运作完美结合。皇帝随季节迁徙，在春水、夏凉、秋山、冬寒四地处理政务、联络部族，形成“移动的朝廷”。

　　有专家研究指出，捺钵不仅是游牧习俗的延续，更是辽政权维系部族联盟、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在农牧文化交融中占据独特地位。

　　经济上，辽凭借上京、中京等的核心地位，成为南北贸易与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形成“驼影踏沙、胡商络绎”的国际都会景象。

　　宋辽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榷场也不废罢，“戎退商行”成为常态。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双方正式确立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此外，辽与西夏、西域诸国、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

　　辽上京考古发掘出的回鹘营、驿站、作坊遗址，印证了这里曾是多民族商贸聚居地；铁犁与马具的并存，展现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补共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更使这里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契丹银币的铸造工艺、三彩瓷器的纹饰风格，均可见波斯、中亚文化影响。这种开放型经济不仅造就了辽的富庶，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

　　1995年夏，考古人员在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壁画中，发现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西瓜图”。该壁画中，在墓主人前方陈放一具供台，台面上有两个大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五种水果，另一盘盛有三个碧绿色的长圆形西瓜。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五代时的胡峤在其《陷虏记》中记载，他在辽境内首次品尝到西瓜，这种瓜种源自契丹与回纥的战争。回纥被契丹攻破后，西瓜被引入辽。

　　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室韦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辽的经济繁荣还体现在手工业的高度发达。陶瓷业形成了独特的契丹风格，鸡冠壶、盘口瓶等器物既适应游牧生活需求，又借鉴中原制瓷技艺；金属铸造业以精湛工艺打造货币、饰品与兵器，契丹银币的精美镌刻堪称代表。2024年元宝山辽墓出土的绿釉瓷盘与铁马蹬，以及驸马墓中的镶铜口白瓷盘，均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而辽上京遗址中发现的各类作坊遗迹，表明这里已形成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成为支撑王朝经济的重要基地。

　　赤峰大学契丹辽文化研究院院长任爱君在其撰写的通识历史著作《辽史》一书中指出，契丹辽朝展示出强劲的经济发展能力。在中国古代南北方基本经济区域的构建与发展中，因辽朝政治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原地区基本经济区域的逐渐南移，也改变了北方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发展形态，不仅出现大量农田，也出现了大批新兴城镇，催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更趋完善，生产门类更加齐全。

　　融汇南北 脉承千秋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纽带。

　　辽文化的核心特质在于“融汇南北”，它打破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壁垒，构建了双向互动、深度融合的文化交流模式，成为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例证。

　　契丹文字的创制堪称典范，公元920年契丹大字、925年契丹小字相继问世，均以汉字为基础，借鉴汉字的笔画、结构与造字规律，又契合契丹语言的发音与语法特点，赤峰出土的辽时期碑刻、墓志中，契丹文与汉文并行书写，成为“华夷同风”最直观的文字见证。

　　青砖垒砌起千年风骨，檐角挑起过时代风云，辽塔早已深深镌刻进中国北方的文脉肌理，它们既是辽宗教文化的载体，亦是当时工艺水准的极致体现。

　　如今行走在北方大地，一座座雄伟的辽塔向天而立。据了解，全国存有约百座辽塔，其中赤峰地区就有‌8座，这些辽塔历经千年巍然矗立，无声诉说着辽的辉煌与沧桑。

　　辽中京遗址内，大明塔如巨人般俯瞰着千百年的风云更迭，八角十三层密檐，82米的高度直插云霄，底座直径34米，每面的浮雕造像栩栩如生，仿佛在讲述辽时期佛教的昌盛。

　　而在巴林右旗的查干沐沦河畔，另一座辽塔精品——辽庆州白塔，则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契丹人的审美与信仰。它通体洁白，塔身镶嵌的856面铜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曾悬挂的2240支风铎随风鸣响，被史学界誉为“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

　　山西应县木塔通高67.31米，全部采用木结构搭建，没用一颗铁钉，却历经千年风雨、多次地震和战火的洗礼，依然雄姿不减，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宗教信仰的交融共生，彰显着辽文化的包容特质。契丹早期信奉萨满教，保留自然与祖先崇拜传统，随着与中原交往加深，佛教、道教传入契丹腹地并成为主流宗教。辽庆州白塔、辽上京南北塔、辽中京大明塔，形制承袭中原佛塔风格，又融入契丹装饰元素，塔身雕刻的莲花、飞天纹样，兼具中原佛教艺术与草原游牧特色。

　　契丹贵族尤为推崇中原文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购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望海堂,还精通阴阳、音律、医药,善于绘画,能作契丹文和汉文文章，可谓多才多艺，是兼通多元文化的典型人物。辽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等均善作诗文。辽时期的绘画、歌舞、建筑等受唐宋影响较深，但也兼具自身特色。

　　辽诗不仅在风格上模仿唐诗宋词，更在技法上有所传承。萧观音作为辽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其组诗《回心院》词句缠绵、意境优美，“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将闺中思念抒发得淋漓尽致；而《伏虎林应制》则气势磅礴，展现了草原民族的豪迈气概。这些诗歌既吸收了唐诗宋词的格律与意境，又保留了契丹人的生活气息，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活例证。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辽帝耶律洪基生日，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作为北宋使节前去祝贺，出使回国途中所作的一首诗，意思是：哥哥你名声太大了，连辽国之人都争着问候，有这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看来哥哥你日后是无法享受归隐田园的清净了。

　　澶渊之盟开启了辽宋和平交往，这为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北宋的使节们，在出使辽的旅程中，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这些诗作被称为“使辽诗”，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辽宋的友好关系。

　　辽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因唐之旧”。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图内半浮雕3排12人，身着圆领宽袖或窄袖长袍，腰系宽带，足着高靴，或盘腿或跪式或立式，持琵琶、排箫、笙、简板、笛、筚篥、拍板、大鼓、腰鼓、横笛等乐器并舞，不仅体现出辽时期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郁郁松漠千秋一脉，华夷同风共谱华章。辽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与融合智慧，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辽上京遗址上辽金文化的叠压，到武安州城址在金元时期的沿用，我们看到的不是断裂，而是接力与传承。

　　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那些斑斓的壁画、精湛的金银器，当我们在草原上眺望那些屹立千年的古塔，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背影，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绵延不绝的壮丽史诗。

　　辽风昭昭，辉耀的不仅是万里山河，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深厚根基与光辉未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金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