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炉，解读来了

记者｜张伟泽 袁思杰 编辑｜朱丽娜

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下称《五年规划》）全文，同日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怎样改写这座城市的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逻辑？

从“积极不干预”到“规划引领”

规划在第四章开宗明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特区政府发挥战略引领、基础设施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作用，确保法例与时并进；同时引导市场发展，顺应经济规律，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规划为“有为政府”明确了具体举措：坚持行政主导，行政机关要发挥“决策主导、资源主导、组织推动、公共优先”的关键作用。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规划并未给本地生产总值设定硬性量化目标：以2025年实质经济增长3.6%为基准，2030年的目标表述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预期”。这既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表述方式衔接，也为高度外向型经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留出弹性空间。

在22项主要指标中，只有5项属于约束性指标：北部都会区“熟地”五年供应900公顷、单位本地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24年累计降低32.5%、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占比30%、PM2.5平均浓度低于14微克/立方米、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超过90%。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对记者表示，香港并没有照搬国家五年规划设置约束性指标的做法。作为成熟经济体，香港经济增速维持在2%左右属于常态水平。而约束性指标的落地往往需要国家推动、国企调配资源，香港以私人市场为主，企业首要考量是盈利。

在他看来，香港的规划更适合设置方向性、从0到1的导向性指标——例如国际创科中心，五年后拿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即可，不必卡死数字。

这恰是五年规划最想解决的问题。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志伟对记者表示，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是分工互补关系——前者是中长期蓝图，明确发展方向与策略重点；后者是每年落地的执行方案，根据环境变化重新校准目标。

在他看来，规划最大的意义是提供稳定的中长期政策框架，“哪怕特区政府换届，中期目标依然存在”，商界可消除政策频繁变动带来的顾虑。他同时指出，预期性指标与约束性指标的分野，本身就是特区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体现：市场化领域特区政府扮演支持辅助角色，涉及公共责任的基建、公共服务等领域则由特区政府主动担当。

金融中心的三个新增点

“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规划第六章开篇即为此定调，并以“以稳促进，以进固稳”八字方针，圈定三个新增点。

第一个新增点是离岸人民币。规划提出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机制，持续完善离岸人民币生态体系，并明确“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特区政府还将带头研究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政府亲自下场，为人民币计价结算背书。

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步落子的，是黄金。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面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和精炼能力，建设一站式储存、交易、清算和服务中心，并探讨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市场，加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合作。依托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地位，规划还谋划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与前海联合交易中心错位互补。

黄金交易中心的时间表正在细化。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吕志宏对记者表示，黄金是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理想切入点。

在吕志宏看来，香港能否成为大宗商品交易枢纽，关键在于仓储、定价、结算及黄金相关产品设计的协同提升；透过中央清算系统及代币化仓单，企业可在跨境供应链金融中获得更快结算、更灵活的资金周转，链上实物追踪亦能提升供应链金融透明度并加强风险管理。

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奇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LME在港认可仓库总仓储面积已超过6万平方米、库存超过2万公吨金属，以铜及锌交割最为活跃；当前最应先行的是落实半税优惠——政府正推动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商提供8.25%或低至5%的优惠税率，以“政策先行、基建跟进”抢占窗口期。

与内地黄金市场的协同同步推进。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萧逸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汇基金增持黄金，既有分散外储风险的考量，也与“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国家战略一脉相承；他建议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动“实物联通”、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共建保税仓网络，香港保留交易、融资、风险管理等高增值环节，仓储与实物加工由大湾区内地城市承接。

第三个新增点是数字资产监管制度。规划提出秉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原则，构建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发牌及监管制度，稳慎推动代币化存款、代币化债券和代币化证券发展，并通过金融管理局Ensemble项目推动代币化技术的实际应用。

存量市场同样有动作。规划提出，将提升上市制度竞争力，扩大“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渠道，稳步推进政府数字债券常态化发行；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税制，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

香港特区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李惟宏对记者表示，这份规划最大的意义，在于让香港更好地协助国家成为金融强国：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与黄金发展三者存在协同效应——金融强国需要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正可依托多元的人民币产品与服务参与其中。他透露，港交所未来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合约，既是对冲风险的工具，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创科翻倍的“钱、地、人”

创科是这份规划里指标最“硬”的板块。

22项主要指标中，创新类指标给出了接近翻倍的目标：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由2024年的1.63%力争在2030年后达到3%，年均开支增长约10%；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由2024年的3.8%力争提升至5.5%。

空间上，规划勾画“北中南”三大创科园区：北部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为核心，中部是聚焦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的香港科学园，南部是聚焦数字技术的数码港。

机构层面，在生产力促进局和应用科技研究院之外，新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和生命健康研发院，构成“五大研发机构”格局。

在诸多载体中，河套被寄予最多期待。水志伟认为，河套是香港未来十几二十年科创最重要的基建——新田科技城建设周期长，河套从今年开始已陆续有园区和办公楼落成，可以此作为跨境科研与制度创新的起点，再联动新田科技城，打通“高校研发—大湾区制造—香港融资—国际市场”的完整链条。

除了产业用地，规划还提出，特区政府出资100亿港元设立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覆盖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半导体与智能设备、数字化与转型升级、未来与可持续发展五个主题板块，预期基金规模可达至少400亿港元，即撬动至少3倍的市场投入资金；另以最多25亿港元实施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与业界配对投资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

投入的结构同样关键。水志伟指出，香港研发投入大多来自政府和大学，企业占比偏低——很多经济体企业研发投入可占六七成，香港结构刚好反过来，特区政府、大学占了五成多。对此，他建议推动产学研协同，并考虑设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指标。

人才方面，北部都会区规划三座大学城——新田、洪水桥、打鼓岭，教育设施用地由300公顷扩容至逾1000公顷，并推动非本地学生数目由7.98万增至10万。

北部都会区的定位不止于科创园区。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炳雄教授向记者表示，北部都会区不仅在香港科创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在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大局中具有战略定位——透过促进资金、数据、人才跨境流动，成为香港融入更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生态圈的重要催化剂；而以金融为引擎，驱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微电子、机器人等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生态圈中发展壮大，正是“金融+科创”战略规划的精髓。

产业内容如何填充，是下一步的关键。德勤中国战略及经济咨询服务合伙人江伟轩对记者表示，可以按“一城数区”思路把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区统筹起来，缩短各类发展周期。

江伟轩进一步表示，人才留存不能只解决三四年培养的问题，需要在两三年内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尽快完善产业生态，“如果产业发展不理想，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可能流失”。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双向角色

规划对香港未来五年的自我定位，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四个抓手贯穿始终：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与内地企业出海。

大湾区方向，规划把“规则衔接”摆在突出位置：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规则衔接试验田；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优化“跨境理财通”和跨境民生金融服务。硬联通同步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支线以及三地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6G布局合作。前海、南沙、河套、横琴四大合作平台各司其职。

共建“一带一路”方向，规划提出把香港打造成共建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和多边合作枢纽，深度参与“丝路海运”与“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支持高质量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更具新意的是“中国标准”输出者的角色。规划以专章列出推广中国标准的多个切口：以新制定的《香港铁路标准》衔接国家铁路规范；推动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参与制定国际中医药标准；建立“内联外通”的绿氢和低碳氢标准及认证制度。

在人民币国际化与企业出海之间，香港扮演双向通道：一方面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扩大点心债等离岸人民币产品；另一方面依托2025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为中资企业提供海外市场分析、风险管理、法律及争议解决、品牌国际化等一站式服务，规划将之概括为中资企业“出海中转站”。

出海专班的实际进展，已经有了可以量化的数据。钟奇峰表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至今已协助超过340间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当中约三成把香港设为地区或国际总部或企业财资中心。在他看来，出海专班对本土贸易商是增量而非竞争——本土贸易商的角色，将从传统的中介人升级为高增值供应链管理者与服务提供者。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把香港贸易角色的变化概括为从“前店后厂”转向“前厂后店”：过去香港帮西方企业进入内地，现在重点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在新的‘前厂后店’模式中，香港是作为中间人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甲方（金主）’变成内地企业了，香港则承担服务商（乙方）的角色”。

钟奇峰认为，香港应聚焦高价值货物、冷链物流、跨境电商及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落实航运由“吨位大港”转向“价值港”的思路；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及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将在两至三年内开始为贸易商带来实质成本下降——政府已预留青衣土地作绿色燃料储存基地，今年内将公布与内地城市构建的首条“绿色能源走廊”。

居者有其屋

增加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规划中反复出现的重点。让居者有其屋，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26—2027年度降至4.5年、2030—2031年度降至4年以下；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000个单位。

在具体的政策上，施政报告提出，将2022年至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转让限制年期缩短至10年。

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邓淑贤对记者表示，缩短有关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政策意义在于适度提高资助房屋的流动性，让符合条件并已有能力改善居住环境的业主，可以更早考虑出售单位，并逐步向私人住宅市场流动。

邓淑贤指出，这套政策组合的重点，是同时处理“数量、质素及流转”三个层面：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及缩短轮候时间，是解决长期供求问题；简约公屋可为有迫切住房需要的家庭提供过渡安排；简朴房制度则通过基本标准提升现存单位的安全水平并改善居住环境；进一步完善资助出售房屋供应和置业阶梯，则有助推动具经济能力的公屋住户逐步置业，腾出公屋资源给轮候家庭。

五年规划提出，香港将在2030年前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推展简朴房制度。通过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改善居住环境和完善住房阶梯等方式，逐步改善基层居民居住条件。

SFC

出品丨21财经客户端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丨林芊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