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围墙的红色文物：邛崃红军长征遗址的守护和新生

四川邛崃市天台山镇的一处山坡上，一道深约两米的土沟横亘在灌木丛中，不仔细看，它就是山体上一道寻常的褶皱。走到近处才能辨认出这里有人工开挖的痕迹，沟壁陡直，底部平整，拐角处还残留着当年的瞭望哨位。这是红军1935年驻扎邛崃时修筑的战壕，90年过去了，它一直在民间。

邛崃市红军长征纪念馆。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摄

“这些战壕，就在老百姓的林地边上、庄稼地旁边。”邛崃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怡说，“你要保护它，就不能把它完全封起来，封起来，老百姓怎么上山、怎么种地？但不保护，风雨侵蚀、人为扰动，可能几年就没了。”

作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唐怡明白，红军长征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守好保护与治理的度，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难题，而如何让这些带着历史光辉印记的遗迹参与到新时代长征路中，同样是当地检察机关要做的事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长征视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高检组织开展了“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巡礼·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采访活动，澎湃新闻在四川邛崃，见证了一场跨越了90年的守护。

守护长征遗迹

邛崃古称临邛，筑城置县2300余年，是巴蜀四大古城之一、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乡，素有“天府南来第一州”的美誉。邛崃也是成都地区唯一红军长征经过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约15000名将士进驻邛崃，在112天里建立了两区九乡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播撒红色火种。1936年2月红军战略转移，超过1000名邛崃子弟随军北上。红军留下了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医院、战斗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其中碉堡、战壕等战斗遗址5处，另有红军石刻标语52处。

这些文物散落在天台山、南宝山的深山之中，没有围墙，没有监控，有的甚至就在村民的院墙外面。

唐怡记得，有一处文物保护点，曾经有住户不愿意搬迁。“老百姓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你说这是文物，要搬，他当然不理解。我们和镇街、文旅部门的同事反复上门，讲文物的不可复制性，讲这段历史对后辈的意义，最后他们愿意搬了。”

“我们尽量通过这样的方式沟通、协商，之前有几处战壕遗址，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下来的。”划定保护区域，尽量根据史料还原历史原貌，但又不能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完全切断。唐怡说，“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定级并没有定到很高，所以我们更多采用地方保护方式，花费成本不高，但需要用心去做。”

这种“用心”体现在一些更日常的细节里。

唐怡介绍，邛崃市将文物巡查纳入了镇街的社会治理网格员体系。这些网格员不是博物馆的安保人员，他们是镇街专门聘用的治理网格员，日常巡查的标准就一条，保持原封原样。每个月，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的干警也会到现场，战壕、茶马古道、火井遗址逐一查看，会同文旅部门检查是否发生破坏。

平乐古镇旁边的茶马古道，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条古道有2000多年历史，脚下的石径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发亮，至今仍是老百姓每天出门要走的路。“一边是老百姓使用，一边是保护。”唐怡说，“不可能把它围起来不让人走，但也不能让人随意改建破坏。”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种“使用”上。唐怡回忆，有一次，网格员发现，茶马古道骑龙山段两侧的堡坎上方被村民刨掉了几个石头，经调查发现，原因是那户村民觉得通行不方便，想修一修。唐怡说，茶马古道骑龙山段两侧的堡坎都是以前用河里的卵石垒起来的，卵石被刨掉之后，堡坎的结构受到了影响。

检察院会同文保部门和属地镇街及时修复了路基。“你也不能怪老百姓，他确实是不方便。”唐怡说，“但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个石头不是随便可以动的。所以我们一边修，一边做宣传。”唐怡说，这种宣传不是一次就能见效的，需要反复做，慢慢让保护意识渗透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邛崃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胡立嘉从事文物考证工作已经有30年了，30年间他走村入户，征集红军标语、生活用品、作战遗物、苏维埃文书等散落在民间的红色文物。“30年来我最大的体会是，保护是根基，活化是生命力。”胡立嘉说，早期的工作重点是抢救和考证，“走访老区老人，纠正民间讹传，夯实史料真实性”。现阶段则转向旧址修缮、文物数字化存档和合规管护，同时配合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工作。

在天台山高兴村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根竹扁担。它两头窄，中间宽，约150公分长，最宽处只有5公分，岁月侵蚀的痕迹很明显，这是红军赠给当地老中医张崇荣的信物。

1935年冬，红军驻扎邛崃时，条件艰苦，缺医少药，许多战士患上了疟疾和疥疮。当地老中医张崇荣白天上山采药，晚上整夜熬药，第二天悄悄给队伍送过去，先后救治了100多位红军战士。1936年2月红军离开前，执意付给张崇荣医药费，老人坚决不收。推让多次后，红军把跟随他们南征北战的一根扁担送给了张崇荣，嘱咐他新中国成立后可用扁担向人民政府换回医药费。

张崇荣没有这样做。这根扁担，成了张家的传家宝，珍藏了70年。2005年，张崇荣的曾孙张勇和父亲一起，将它捐赠给了红军长征纪念馆。

王家荣向记者讲述曾经发生在邛崃的红军故事。

邛崃南街小学退休教师、红色文化宣讲员王家荣向记者讲述曾经发生在邛崃的红军故事，他告诉澎湃新闻，这也是最触动他的故事。“长征精神不是遥远的传说，它就留在邛崃的山林石刻、旧址文物之中。”

寻找可持续的保护模式

高兴村的变化，让人看到保护之后能带来什么。

高兴村是离邛崃市区最远、最偏远的村子之一，经济一度最落后。唐怡记得，最早的时候，高兴村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这里曾经有一个巨大的造纸厂，造纸厂迁走后留下了一片空地。”

近几年，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和周边的健身步道，高兴村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游和民宿产业。原来的造纸厂旧址改造成了天府红谷民宿片区。村里的民宿联盟现在有25家，可以容纳1300人，入住率达到60%以上。

“老百姓切实地感到文物保护好了、环境保护好了，他们也有钱挣。”唐怡说，“这样才能让保护和利用开发有效地结合起来。光保护没有用，我们必须寻求可持续的保护模式。”

在高兴村党委书记张春樑的记忆里，过去村里的红色文物确实存在破损、管护缺位等问题，“我们更多只能向上反映，缺少推动整改的刚性手段，和检察院公益诉讼对接之后，给我们基层保护补上了关键一环。”

邛崃市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的收藏。

张春樑介绍，目前村里建立了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文保志愿者的日常巡护机制，逐点摸排建立红色文物台账，把每一处石刻、旧址的管护责任落实到人。遇到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对接检察院，借助公益诉讼监督力量推动整改。

在更深层的制度层面，2023年8月，邛崃市检察院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协同作用，通过对全市625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的深入调研，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协同整改文物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等问题10余处，推动有关部门全面完成不可移动文物数据测绘，并与镇街签订安全责任书压实保护责任。

“益路蓉行”志愿者王志平对此有直观的感受。她扎根乡镇，熟悉本地红色文物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现状。“志愿者能够精准发现文物破损、环境脏乱、违规侵占、疏于管护等隐蔽性问题，为检察机关提供真实、鲜活的公益诉讼线索。”她说，志愿者参与红色文物检察保护，让文物保护从“部门单打”转变为“全民共治”。

作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一路走来唐怡对红军长征遗迹保护有很多感受，谈到长征文物的保护价值，他说，“我认为它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对我们后辈而言具有重要的精神导向。”

唐怡告诉澎湃新闻，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9岁。他带着他们曾走过于都河、湘江、遵义、赤水，也走过四川的彝海、安顺场、泸定桥、磨西、红原、夹金山、若尔盖。“每次到一个地方，我都会通过纪录片、讲解和博物馆参观，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群人，用一种完全想象不到的勇气完成了壮举。”

唐怡带孩子走过夹金山时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他说，从红原县城出发，开车穿越草原需要七八个小时，红军那时候走路甚至要经过沼泽地。“小朋友看到照片和纪录片，才知道那时候的人是在干革命。今天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坐车到这里旅游，这是90年前另外一群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王家荣说，红色遗存是长征精神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一旦遗迹损毁、史料散失，很多鲜活的红色记忆就可能消失。“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守护红色资源，是法治保护红色文脉的创新实践。用法律手段补齐保护短板，为红色遗产装上‘法治护盾’，既守住了历史遗存，也推动全社会形成保护红色资源的共识，让长征精神能够长久延续、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