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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住宿争议。本届亚运会放弃了传统运动员村的修建方案,改由邮轮、集装箱式木屋和分散酒店拼凑安置超过17000名参赛人员。韩国代表团是最早抵达的队伍之一,也是批评声最尖锐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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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在9月14日向法新社公开定性:“根据我的经验,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这太不合理了。”他所指的床铺长度仅为195厘米,男篮多名球员身高突破两米,连平躺休息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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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卞俊亨在社交媒体上传的实拍视频里,洗手池漏水、地面被积水浸泡,同期名古屋遭遇破纪录降雨,集装箱住宿区约400人一度被紧急疏散。
韩国奥委会官员同时指出房源严重短缺——组委会原本按15000人筹备住宿,实际注册超17000人,多出来的2000多人没有对应的配套安排。组委会主席大村秀章在8月下旬的记者会上已经承认:“我们没有为超出这一数字的人员留出预算,他们根本就没有地方住。”
这种表态等于明说:多出来的代表团可以自己想办法。
再看丰臣秀吉表演争议。9月15日,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靠岸名古屋,主办方在运动员欢迎活动中安排了日本战国武将主题表演,登场人物包含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壬辰倭乱的发动者,在16世纪末主导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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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舆论和代表团随即提出强烈抗议,批评人士指出这个人物“不应出现在亚运会的任何活动中”。
韩方的不满不仅针对表演本身,更指向日方的双重标准。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代表团在奥运村悬挂了纪念抗日名将李舜臣的横幅,李舜臣曾率朝鲜水师抵抗丰臣秀吉的入侵——这面横幅最终被日方要求撤下。
当年撤掉受害者一方表达反侵略历史叙事的横幅,如今却又把侵略方的历史人物放进官方欢迎演出,两件事的处置尺度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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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争议不只是韩国代表团的不满。菲律宾奥委会主席托伦蒂诺证实,菲方运动员分了房间,但教练和随行官员被转移到不同酒店和爱彼迎民宿。印度代表团干脆在国内提前搭建了同款集装箱模拟间,让运动员先适应。
住宿经理松尾雄太的回应是整套方案核心是“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但这个说法在总预算的数据面前站不住脚。
2016年申办时,日方公示总预算为850亿日元。到临近开幕,亚运加亚残运赛事经费已达2980亿日元,是初始预算的3.5倍,若计入配套改造总费用突破370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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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并不是不够——核心主场馆翻新费用从原规划300亿日元涨到800亿日元,大量超支预算被投向开幕式AR/VR特效、自动化服务系统等面子类项目,运动员住宿反而被压缩。
环球时报的评论很直接:“节俭办赛无可厚非,但节俭不等于寒酸,当运动员连一张能伸直腿的床都睡不上,日本实在有失基本的体面。”
亚奥理事会的表态也有意思。它与日方在8月发布过联合声明,称所有17000余名注册人员已获得符合赛事标准的住宿,但对韩国代表团9月中旬提出的具体投诉——漏水、腿伸不直、房源不够——截至9月17日没有发布专项回应。
韩国篮协副会长郑在勇的表述是:“组织者仍然什么都没说。”
这个判断有更长期的佐证。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方公开拒绝将军国主义象征旭日旗列为赛场禁品,日方当时辩称旭日旗是“广泛使用的图案”,刻意回避其作为旧日本军旗的侵略属性。
同一个赛事主办体系,对受害国展示反侵略名将的横幅就要求撤下,对本土侵略历史符号则放任展示甚至主动编排演出。
韩方在住宿问题上已经公开把本届赛事定性为“史上最差”,在历史表演问题上提出双重标准的批评,而亚组委两边的回应,态度、力度、深度都停在同样的层面。
这两起争议看起来没什么直接关联——一个是水龙头漏水、床铺太短,一个是16世纪的战争发动者登上舞台。但它们暴露出的问题结构是一致的:在重大决策上,只算主办方自己的账,不算参赛者的账。
省掉亚运村,用集装箱代替,算盘打在压缩建造成本上,没算运动员连伸直腿睡觉都做不到、暴雨天紧急撤离的代价——超支预算事实上转嫁到了参赛者身上。
而丰臣秀吉能够毫无阻拦地走上名古屋港的舞台,说明历史认知问题在主办方眼里,连一个需要事先开会的议题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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