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顶配：县城葱姜蒜

人们需要的不再是普通的批量生产，也不是被动地购买名牌商品，而是开始把商品当做素材，由消费者亲自进行加工创造，思考新的用途。

——《第四消费时代》 三铺展

这两年，三四线城市的街头，绿牌车的密度肉眼可见地变高。

从前是宝马、奔驰、奥迪的天下，如今跑着的是比亚迪、小鹏、零跑和理想。有北漂五年的姑娘过年回东北老家，发现那个平均月薪三四千的县城，已经满街是新能源。

县城街上多出来的，不只是电车。

一条商业街上，亮黄色的“零食很忙“和红色的蜜雪冰城常常挨着开，两家都是从下沉市场长出来的，如今都已上市。同样从县镇起家的，还有温岭大溪镇的古茗、蚌埠的甜啦啦、苍南的华莱士，以及从华莱士出来、在厦门另立“中国汉堡“的塔斯汀。

反过来的方向也在同时发生：一线品牌正往县城走。

2025年10月山姆在江苏张家港开出全国第三家县级市门店（前两家在昆山和晋江）；星巴克、希尔顿把县城当成了新的布局重心。起家于山东威海的家家悦，一千多家门店里约六成扎在县域，2025年近180亿营业额中县域贡献了约一半。

再往上游看，产业也在下沉。

2021年比亚迪的电池项目落到浙江县级市嵊州，从签约到通线只用了285天，如今嵊州是比亚迪华东最大的电池和储能制造基地，全市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过300家。同年落到合肥长丰的比亚迪基地，到2025年底产能达到132万辆，是比亚迪产能最大的单一基地。

宁德时代把基地放到四川宜宾，100多个项目陆续开工，可创造8万多个就业岗位，宜宾过去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几年常住人口增加了二三十万。

产业来了，人跟着回来。

江苏沭阳曾经有45万人外出谋生，到2025年12月，返乡创业就业的人数累计超过35万，还在外的降到18万。全国看，返乡创业人数从2015年的242万涨到2020年的1010万，2025年预计达到1500万。

钱和人都在往县城走，县城的消费也就换了样子。

2025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1%，快于城镇的3.6%；县乡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8.7%。

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约66%的个人消费增量将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县乡市场。

在这张不断变厚的消费图景里，有一类东西特别扎眼。过去几年，中国增长最快的一批服装品牌「始祖鸟、可隆、迪桑特」被网友编成了一句口诀：“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一件始祖鸟冲锋衣、一个可隆背包、一条迪桑特运动裤。

翻到资本关系上，这三个牌子是同一家：都隶属安踏集团。正所谓“中年三宝“流传较广的版本是钓鱼、茅台、始祖鸟。

这套穿搭，一线在穿，县城也在穿。有正品，有高仿，也有所谓平替。还有从各种咸鱼代购等。

本文看点

01

县城中年，是谁

02

真鸟、假鸟，和骆驼们

03

为什么是这两年，又为什么是安踏

01

WHO

县城「中小登」到底是谁？

要理解县城的消费，得先看清楚花钱的人是谁。他们大多四十岁上下，但“四十岁上下“这五个字，盖不住他们之间的差别。

第一类是返乡的人：他们中有人在大城市待了十几年，做过互联网、销售、导游，最后回到老家。湖北秭归的武双朋，35岁，在上海做了9年互联网技术工程师，辞职回老家用抖音卖脐橙，一年带货破千万。

这类人带回来的不只是钱，还有在城里学会的方法和眼光——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也知道怎么把它卖出去。

第二类是本地新商业的从业者：县城的电商、直播、快递、装修、汽车服务，这几年冒出一批新面孔。江苏沭阳的花木主产区，返乡大学生的创业就业率到了60%；当地一家做木质拼装玩具的工厂，一个厂就带动近4000人就业。

第三类是体制内的人：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中高层，收入稳定、公积金齐全，房子大多在前几年就置办好了。

浙商证券曾给一类高端男装的客群画过像：四十岁以上，中小企业主、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中高层，可支配月收入三万元左右，对价格不敏感，对品牌忠诚。这张画像放到县城，依然成立。

第四类是产业工人和新县民：比亚迪、宁德时代把基地落到县城，带来的是成建制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湖南临武县靠锂电产业链，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率从2020年的16.4%涨到2025年的38.8%。

浙江嵊州为了给比亚迪配套，把医院、学校、商业、写字楼、公园一起建到了园区旁边，新城的滨海片区还能再住4万人。

这四类人收入差得很远，有人月入几千，有人年入百万。但生活状态很像，房子是前几年盖的，没有背一身房贷，孩子在县城上学，不用抢学区，父母看病走几步就是县医院。日子过得不紧，手上就有了余钱。

余钱花在哪？刚换的蔚来理想L8、饭局上的汾20，周末水库边的钓鱼竿，柜台里的金镯子，孩子暑假的补习班，以及身上的衣服。

酒是其中最大的一笔。中国县乡的白酒盘子超过六千亿元，一百到三百元的中端盒装酒占了一半以上。这个价位，一线白领未必熟悉，在县城却是饭局上的硬通货，什么场合开什么酒，主位上的人一眼就分得清分量。

再往下是三十到五十元的光瓶酒，日常自饮的口粮，量大、周转快，撑起了县城小超市最稳的一条货架。

钓鱼是另一笔固定开销，全国钓鱼的人接近一亿五千万，差不多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位；其中二十五到四十四岁的占了将近一半，正是这群人的主力。抖音上垂钓相关的商品，一年卖出四亿多单。

一根竿子从几十块到几千块，钓箱、钓椅、夜钓灯、饵料一路配下去，不比一套高尔夫装备便宜，只是没人把它算进“消费升级“的账里。

黄金这两年在县城反而更热。苏北一个县城的主街上，金店能挨着开十几家，逢年过节柜台前要排队。金价涨到一千一百多一克，黄金首饰的消费量确实降了四分之一，金条金币的销量却涨了两成多——同样是买金，从“戴出去“转向了“存起来“，买的还是那份确定性。

孩子和父母是最后两笔，也是最不容易砍的两笔。县城的教育支出，很多时候不花在课内，而花在“别人家都报“的那几门上；父母的医疗，平时看不出花销，一旦有事就得上省城。这两笔钱平时隐在水面下，到了节点集中释放。

把这几笔放在一起，画像就清楚了：他们的日常可以很省，菜市场砍价，拼多多比价，一件外套穿五年。但在“被看见“的那一刻，钱花得毫不犹豫，一顿饭、一根竿、一个金镯子、一件挂着鸟标的冲锋衣。

省的是成本，花的是脸面，两套账在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并行，各算各的。

这群人的体量也大得超出一般想象。全国县域的常住人口有七亿四千万，占了一半以上，全国三分之二的耐用消费品，是被他们买走的。

但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消费市场的沉默大多数——不在一线写字楼里加班，不在小红书上发购物笔记，消费发生在饭局上、停车场里、水库边。也正是这群人，正在成为中国消费最真实的增量。

02

APPAREL

真鸟、假鸟，和骆驼们

县城中年的消费，和一线城市的逻辑不同。要看清这一点，看衣服不如先看手机和车。

先说手机。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换手机，看参数、看影像、比价格，换机周期越拉越长。县城中年不一样：他们换得更勤，一两年一部，而且换的时候往往直接上当时最新款的华为。够不够用不是重点，“新“才是——同事还在用上一代，我已经用上了下一代。

手机在县城是个醒目的刻度：比手表便宜，比衣服直白，掏出来就能看见。

再说车。2021年之前，县城的停车场是合资品牌的天下；这两年，绿牌车占了半壁江山。从合资换成问界、理想，是很多县城中年近两年最舍得花的一笔钱。在县城，一辆车先被看见的往往不是性能，而是车主的处境——它替车主说了一句“我这几年过得不错“。

衣服，是这套逻辑的第三个出口。一线中产买冲锋衣，先看面料、防水指数、透气性，功能是第一位的。县城中年不是。他们买一件衣服，先问：这个牌子，别人认不认？认，就值；不认，再便宜也不穿。

这就是县城消费的底层逻辑：衣服不是日用品，是社交装备。一件衣服的价值，不在面料，在logo——在饭局上被认出来的那一眼。手机、车、衣服看起来是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都是买给“别人看“的，只是看的人不同、场子不同。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里，把日本近百年的消费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消费时代，少数中产在大城市消费现代商品；第二消费时代，以家庭为单位大量消费，“大的就是好“；第三消费时代，消费从家庭转向个人，讲个性化、讲牌子；第四消费时代，人们转而追求简单和共享，不再为品牌溢价买单。

三浦展有一个判断很关键：这四个时代不是依次取代，而是同时存在，只是比重不同。

把这个框架放到中国县城，一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就有了出处。

县城中年身上，第二消费时代的痕迹还在——房子要大、车要有面子；第三消费时代的特征也在——衣服要认牌子、手机要最新款；第四消费时代的东西也开始冒头——二手平台上淘一件始祖鸟，比专柜便宜一半。

同一个人，可能上午在拼多多比价，下午在专柜刷一件两千块的POLO衫。这些行为放在一起显得拧巴，但放进“四个时代同时存在“的框架里，各归其位。

于是县城街头的户外穿搭，被价格切成了三档。

第一档，真鸟。始祖鸟、可隆、迪桑特，一件几千上万。县城没有专柜，货从哪来？一线城市穿旧的，通过二手市场流下来；出差旅游顺手买的；找代购代的。

小红书上有专门“收鸟家“的账号，全国上门回收——一线中产穿腻了的冲锋衣，最终去向往往不是垃圾堆，而是县城的街头。

第二档，假鸟。买不起真鸟的人，多数不会去买凯乐石、探路者这些功能平替。不是买不起，是没人认。他们买的，是高仿——远看一样的鸟标，价格只要零头。

这个逻辑放在别的品牌身上同样成立：拉夫劳伦的“平替“，不会是劲霸男装，也不会是九牧王，而是假拉夫劳伦。符号不能被替代，只能被仿制。

第三档最容易被忽略，但它才是量最大的一档。这一档的共同点，不是没有牌子，而是价格比探路者、凯乐石这些国产功能品牌还低一截，功能性也弱一截——不追求真能上雪山，只求看上去像户外。

一种是有牌子、但走平价的户外品牌。广州的骆驼是最典型的名字：按2024年零售额算，它在中国户外服饰品牌里占了5.5%的份额、约五十六亿元，是国内户外市场体量最大的品牌。

天猫双十一的户外榜，它连续三年排第一；抖音的户外品牌销量榜，它也是常年居首。它最好卖的那几款冲锋衣，大多四五百块钱；同一份抖音数据里，凯乐石的平均成交价是一千三百多元。

同一档里还有做露营装备的原始人，“好用不贵“四个字常年霸着几个平台的销量前排。对买这一档的人来说，牌子认不认得出来没那么要紧，只要看得出是“户外“就行。

另一种是干脆不看牌子的。抖音电商里的白牌冲锋衣、产业带工厂直供的货，一百多、两百多一件，防水、防风、能穿，功能过得去就下单。品牌在这里基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价格，和屏幕上当场给出的实惠。它们和骆驼一起，构成了县城户外穿搭的最底盘。

冲锋衣的价格结构正好说明这一档有多大：千元以下的产品占了市场七成以上，其中五百块以下又占了一半多。真正撑起中国户外市场最大一块盘子的，只是它常年不出现在“中产穿搭“的讨论里。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吊牌。一张成本几毛钱的始祖鸟吊牌，在二手市场能炒到三百块；有商家收鸟卡，十块收二十块出。为什么一张纸这么贵？因为有人需要它，需要拿它证明，自己身上这件衣服，是真的。

吊牌、高仿、白牌，再加上从一线流下来的二手旧衣，这几门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生意，指向的是同一个事实：县城对“体面“的需求，比我们想象的旺盛得多——只是每个人能付得起的价钱不一样。

THE END

结尾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县城的街头，会同时跑着绿牌车、开着一线沉下来的山姆，也开着一家从本地长出来的零食店？

答案不在某一件衣服上，而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上。

三浦展说，四个消费时代不是依次取代，而是同时存在。中国把这个“同时存在“，放大到了一个国家的尺度。

一线城市的白领，已经在过第四消费时代的日子：去品牌化、二手、共享；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正处在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过渡里：房子要大、车要有面子、衣服要认牌子；而在最前沿的一小圈人身上，第五消费时代的特征已经冒头：一个人、独处、为情绪价值付费。

三浦展在《孤独社会》里，把第五消费时代的特征归成五个S：慢、小、软、社交、可持续。

同一个国家，三种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消费市场，能同时容纳蜜雪冰城四块钱的柠檬水、始祖鸟一万块的冲锋衣、从县城长出来的零食很忙，和刚在县城开出门店的希尔顿。一线在为价格焦虑，县城在为体面付费。

市场够大，也够多元，所以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价位的品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中国消费往后几年的常态。

县城中年的体面，说到底是一种朴素的渴望：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出。

这种渴望推动的消费，比任何促销都真实。

那些穿假鸟下村的人，那些把吊牌炒到三百块的人，那些刚把合资车换成问界的人——他们不是在买衣服，也不是在买车。他们是在买一张进入县城社交场的入场券。

而中国消费的下半场，就写在这张入场券上。

我是晓样，和你一起看有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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