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新加坡要分裂，是社交媒体在放火！一张脸，就能点燃仇恨！

9月初，新加坡的互联网上冒出一组让人瞠目结舌的评论。

在尼泊尔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9名新加坡公民失联，其中有好几位失联人士正是印度裔新加坡人。可是在互联网上，有些新加坡人不仅没有流露出半点对于同胞可能遇难的同情，反而在互联网上甩出了刻薄的言论：“我看到的全是印度人的脸。可以跳过了。不用救了。”“先把身份查清楚，救出真正的新加坡人。那些冒牌货就埋那儿吧，别管了。”

自己本国的公民在海外遇难，却只因为长了张“印度人的脸”，就被自己的同胞一口咬定不是“自己人”。

这些话像投入平静湖面中的石头一样，瞬间激起了新加坡的互联网舆论场的浪花，最后从内政部长尚穆根，到前总理李显龙，再到现任总理黄循财，一众新加坡的政要全被惊动了。

这场风波看着像是由一场毫不相干的“偶然事件”所引起的，但往深层次去看，它其实撕开的是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里一道长期被被掩盖住的裂痕。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件事也在互联网上发酵。由于新加坡航空持股25.1%的印度航空深陷巨额经济亏损，其高层不得已向塔塔集团和新航两大股东寻求约15亿美元注资。这本来是一个常规的商业决策，但有人却翻出了新航大股东淡马锡控股的CEO狄澜是印度裔，随即在网上质疑道：一个印度裔高管，是不是正在拿新加坡纳税人的钱去“输血”印度企业？

两件事表面上八竿子打不着，却一起戳中了新加坡人同一根敏感神经：印度裔在新加坡社会里的存在感，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不少人的心理预期？

面对汹涌的歧视言论，新加坡政界的反应快速。

9月5日，国务资政、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专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网上那些恶毒评论一条条念了出来，痛斥其“可耻、恶毒，完全不可接受”。他特别点出，有人拿“蛇”“咖喱”“印度煎饼”“黑魔法”去攻击淡马锡的印度裔高管，这些说法“卑劣且带有诽谤性质”。

尚穆根还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今天针对的是印度人，明天可能就是马来人，再过一天可能就是华人。”这不是在夸大其词，而是在提醒所有新加坡人，种族仇恨一旦被点燃，没有哪个族群能独善其身。

第二天，前总理、现任国务资政李显龙在其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尚穆根的发言并继续表态，称这些种族主义评论和仇恨言论是“令人深感不安”，并且强调道“当这类事件发生时，新加坡的领导人必须以坚定而有力的态度发声”。

总理黄循财随后接力，把矛头指向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绝不该让任何看似正当合理的论点来作为一种掩护，进而演变为煽动对任何群体的偏见或对外国人的敌意。我们绝不能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新加坡变成一种被接受的、或者被视为正常的现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场风波的爆发看似突然，但萌发的土壤早已存在。

从人口数据层面来看，印度裔在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中的占比只有9%左右。但是，在约190万非居民人口中的持有就业准证的高端外籍专业人士里，有三分之一是印度裔。在高级公务员中，印度裔占比约35%，中层管理岗位接近40%。

人口占比不到一成，但在高技能就业、跨国企业管理层和政界中的能见度却远超这一比例。这种落差感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仇恨，但在就业竞争加剧、生活成本攀升的现实压力下，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进而转化为族群对立情绪。

而对更深层的问题进行分析，是新加坡社会常常把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混为一谈。一类是定居数代、早已融入本地的新加坡本土印度裔，另一类是近年来凭专业技能进入新加坡的印度籍新移民和外籍高管。当一部分人把对后者的不满，发泄到前者身上时，本土印度裔就成了无辜的“替罪羊”。

新加坡的反应不仅停留在口头谴责。9月9日，新加坡警察部队证实，已识别五名涉案网民的身份，年龄介于29岁至66岁，并已接受警方问话。警方强调，当局重视任何可能伤害种族感情或煽动族群敌意的行为。

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第298A条，任何明知故犯地煽动不同族群之间的敌意、仇恨或恶意，或从事损害族群和谐的行为，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这一法律框架并非摆设。就在9月8日，一名24岁女性已被控上法庭，面临《公共秩序法》和第298A条的指控。警方在声明中特别指出：“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和平与和谐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能让外部事件影响我们的社群和谐。”

新加坡一直以多元种族和谐共处为傲。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共同生活，政府通过住房配额、教育政策和集选区制度等一系列安排，努力维持族群平衡。

但这次风波揭示了一个现实：制度的平衡不等于人心的平衡。当经济压力、就业焦虑和身份认同焦虑叠加在一起时，社交媒体就会成为情绪宣泄的加速器，个案被放大成对整个族群的标签化评判。

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流动的移民与本土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接纳的矛盾正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上演。但是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社会凝聚力本身就是国家生存的根基。毕竟一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型国家，如果每个族群之间出现了信任的裂痕，那么造成的后果将远比其他国家严重。

对此，黄循财在表态中提到，在新冠疫情期间，类似的针对印度籍的排外情绪就已经在新加坡的网络上出现过。所以，现在新加坡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为什么会发生”，而是“下一次发生时，社会能否比这次做得更好”。

遇难同胞被骂的这场风波能否解决，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能否依法追责，更是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新加坡人，能否在下一次看到“一张印度人的脸”时，最先想到的是“这是我的同胞”，而不是“这不是我们的人”。